毛泽东一生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心为公，生活俭朴，痛恨贪官污吏，终生坚持反腐倡廉。

   1933年12月5日，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时，就签署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福建省上杭县才溪纪念馆里，至今还完好比保存着这一珍贵的革命文献)》。《训令》全文如下：

(一)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已的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各项下列办理之：(甲)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乙)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丙)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监禁。(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

(二)凡犯第一条各项之一者，除第一条各项规定的处罚外，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

(三)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照第一、第二条处治之。

(四)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

    后来，为了及时打击贪污行为，各根据地都颁布了反贪污法，处分都很严厉：如1943年3月13日公布的《淮北苏皖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贪污满500元以上者处死刑。

这些法规，一经颁布就严格执行。而且，在此法规颁布之前，凡一经毛泽东本人发现贪官污吏，就毫不手软，坚决严办；在此法规颁布之后，他更是一律按规定办事。

    1932年，瑞金发生了谢步升案：谢步升是瑞金县叶坪乡人，1930年入党后，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虽然他官职不大，但随着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建立，他的声望依靠当了“村官”而陡增，思想作风逐渐变质。他利用职权从中贪污了打土豪所得的一些财物，还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以谋取私利，且生活腐化堕落，诱逼奸淫妇女。其事发后，查办此案遇到一定阻力。毛泽东知道此事后，立即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会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于是，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起上诉。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依法驳回了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随即，谢步升便被执行枪决，其个人财产被没收。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博生堡、公略厅等建筑，中央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中央政府总务厅任命左祥云为主任来负责这一项重大工程。中央政府为解决经费、材料等问题，还采取了发行公债鼓励群众购买，鼓励捐献，厉行节约等措施，筹集了10万元资金和一批物资，于是，整个工程便于      1933年8月开始动工。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水才联手贪污工程款，经常大吃大喝，还强迫群众拆房，随意砍伐群众树木。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审查核实。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大洋246.7元，并盗窃公章，企图逃跑等行为，犯有严重罪行。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关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却私自放走左祥云。事情发生后，毛泽东责令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定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左祥云及总务厅腐败案件。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近五个小时，最后判决左祥云死刑，并于会后的2月18日被执行枪决。同时，也对其他相关人员做出了不同的相应判决。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检举信。部长何叔衡认为，检举信没有署名盖章，便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更应该引起重视。于是便当即部署力量，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在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又派员到群众家里住下，进行明察暗访，初步查实瑞金县苏维埃浪费现象异常严重，可能还会隐藏着更多更为严重的问题。对此，工农检察部将情况报告给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并于1933年12月11日在《红色中华报》上予以公布。毛泽东看报后便指令加紧调查对瑞金县苏维埃的检举。因此，工农检察部与苏区工会、少共中央取得联系，从中抽调人员组成了“轻骑队”，从12月15日开始工作。侦查工作遇到阻力重重，步履维艰，但经过轻骑队员们的努力，县苏维埃贪污浪费的事实大部分被检察出来。取得结果后，中央工农检察部在瑞金县城召开苏维埃工作人员大会，通报工作经过及检察结果，并以《轻骑兵通讯》为题，在1933年12月26日《红色中华报》上予以公布。两天后，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了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院判决，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1934年1月4日的《红色中华报》公布了这一处分决定。唐达仁因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等23项，合计贪污大洋共2000余元，被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并没收个人财产。蓝文勋隐瞒唐的贪污案件，有放纵犯罪的重大嫌疑而被撤职查办。瑞金窝案在毛泽东的关注下终于水落石出，所有相关人员均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1940年，正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连毛泽东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广大战士都缺吃少穿，生活很苦。

    这年初秋的一天毛泽东带着警卫员去中央医院看望住院的干部和战士。他看见老战士肖玉壁病得皮包骨头，很是心痛。便问医生：他究竟得了什么病？当医生告诉他：“外表看，肖玉壁百病缠身，其实非常好治，只要给他吃一个月饱饭就行了！”毛泽东又问：“真是营养这么缺乏？”医生直率地说：“真的达到了难以维持生命的地步！”毛泽东听了，心情很沉重，便当场决定把中央特批给他的每天半斤牛奶的取奶证送给肖玉壁，还吩咐医生每天清早到中央机关管理处取奶。这样一来，加上后来医院也对他更为照顾，使他很快恢复了健康。

   肖玉壁出院以后，上级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他打过很多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他认为，当个小小主任是大材小用，坚决不服从组织分配，便找毛泽东倾诉理由，还解开衣扣说：“你数数我身上有多少伤疤！”毛泽东一听火了，便厉声地说：“我不识数！”

肖玉壁不得已上任了。当时边区政府经济很困难，为了在经济上堵塞漏洞，财经制度很严格。他权不大，也不是不知道严厉的法规，但他以功臣自居，不把反贪规定放在眼里。上任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人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部队，影响极坏，民愤很大。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肖玉壁不服，写信向毛泽东求情。

   林伯渠把信带给毛泽东，他问：“肖玉壁的态度怎样？”林伯渠说：“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份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又问林伯渠；“你们的态度呢？”林伯渠说：“干部贪污腐化，这股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怎样处置肖玉壁，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我特地来请示。”

   这时，毛泽东沉思了一会，他想起了黄克功案件。黄克功从小参加红军，身经百战，后来担任了旅长职务。1937年10月，他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刘茜不从，黄克功开枪把她打死，边区政府判处他死刑。想到这里，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吗？”林伯渠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边区政府的判决。”

   毛主席不但对贪官污吏嫉恶如仇，而且对大吃大喝的腐败作风也深恶痛绝。

   1950年2月28日，毛主席访苏归来到达沈阳。在他休息时，叶子龙让卫士李家骥去看一看饭前准备情况。服务员对李家骥说：“都是东北特产，不用看，差不了。”李家骥走进食堂一看，果然如此，非常丰盛，比北京全国政协开会还好！便想：这么干要坏事，非挨批评不可。

   毛主席在高岗等人的陪同下来到食堂，一进餐厅，李家骥就发现毛主席的脸色沉了下来。就餐时，毛主席只吃了点面前的空心菜，喝了几口葡萄酒，又吃了点饭。除礼节性地请越南胡志明主席多吃多喝外，他不大一会儿就放下了筷子，吸起烟来，整个晚饭只用了半个多小时。

   饭后，毛主席来到会议室，和大家闲谈了一会儿，就欠欠身子，发起言来。毛主席说今晚的菜太多。他语重心长地批评道：“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

   叶子龙见毛主席不高兴了，便小声插话把谈话的内容转到别的问题上去。

   但对这种问题毛泽东是不会忘记的。在第二天的领导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说：“这次我和恩来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就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得那么丰盛干什么？”说到这里，他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罐里一捻，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要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

  1950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为李银桥(长期在他身边服务的工作人员)的妻子韩桂馨“贺喜”，饭后闲谈中，毛泽东向韩桂馨详细询问了香山的建筑、施工等情况，韩桂馨无意中说起一位领导干部在香山找了一处幽静的山坡，在给中央机关建房施工时，顺便也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只是还没有搬进去住(当然更不敢把这房子化为私产办了房产证)。毛泽东听了马上脸色就变得难看起来。

   这天下午，李银桥看见周恩来和聂荣臻，还有那个在香山为自己盖房子的领导干部，都在菊香书屋毛泽东的会客室里。毛泽东在大声训斥那个领导干部说：“你的派头真不小呢！我看你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那个领导干部站在屋内吓得面色如土、头冒冷汗、低垂着头、不敢正视毛泽东一眼。毛泽东背着手在房间里大步来回走着，怒气冲冲地突然又劈头喝问：“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我们的脊梁骨骂呢！我早讲过进城以后不要学做李自成，你为什么装傻？”那人低着头，胆战心惊地小声说：“主席，我错了……”

 “你错了？当初盖房子不晓得错？我看你是明知故犯，仗着手中有点权，有意拆我们的台……”毛泽东越说越气。他点燃了一支烟，狠吸了两口。突然，毛泽东将仅吸了两口的烟使劲掐灭，大手一挥，厉声喝道：“拉出去枪毙！”李银桥一听吓了一大跳，周恩来和聂荣臻也从沙发上站起来，那个领导干部更是吓得全身发软，摇摇晃晃地险些瘫倒……

   毛泽东又连说两句：“拉出去，拉出去毙了！”周恩来和聂荣臻见状，不得不上前劝慰毛泽东暂息雷霆之怒。毛泽东依旧盛怒难息，厉声说：“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贪污腐化！这样下去，就成了李自成了！”

    周恩来说：“主席讲得对！这件事需要调查清楚，按法律程序办……”

    聂荣臻说：“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绝不宽怠！”

   那个领导干部也回过神来，表示“我一定吸取教训……愿意接受党给我的任何处分……”

   毛泽东这才余怒未消地对聂荣臻说：“那就交给你去办吧！”

   此外，解放初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毛泽东曾“挥泪斩马稷”，亲自批准处决大贪污犯（也是我党的高干、有功之臣）张子善、刘青山一事，全国皆知，成为美谈。

   毛泽东生前有一次谈到腐败时曾说过一段掷地有声的话，至今读来仍震撼人心。他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己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去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毛泽东逝世已经三十多年了！为什么这三十多年来不断掀起“毛泽东热”？重温革命领袖的言行、重温过去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不乏启示和裨益。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