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亲身经历中的小平同志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一周年了。回忆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几十年的亲身经历，他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他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建树，他那实事求是、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关心群众诸方面的崇高品格和风范，又在脑海中如江水般翻腾，使我久久沉浸在思念中难以平静。

小平同志说：“我这一生，这一时刻最紧张……”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我从冀鲁豫边区行署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通称刘邓大军)新组建的第六纵队政委。从此，我就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了半年时间，1946年，又调我担任冀鲁豫边区行署主任。当时，小平同志找我谈话说：“你对河北、河南、山东的情况都比较了解，为了发动群众配合部队作战，你还是回到地方抓你熟悉的那一摊子工作。”我向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听从组织安排。”同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为配合野战军主力部队作战，7月20日建立了晋冀鲁豫军区后方战勤总指挥部，由我兼任司令员，为刘邓大军连续发起陇海、定陶、巨野等较大规模战役组织战勤和后勤保障。在工作过程中，我多次得到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指示，战勤工作也受到他们的赞扬。

1947年，刘邓首长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一天，邓政委把我找去当面交代说，刘司令员要我交给你一项任务，为渡河进行船只等各项准备。接受任务后，我们战勤总指挥部的领导成员全力以赴，发动群众，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如期按照刘邓首长的要求赶造了120只大木船，共准备大小木船300余只，组织和训练渡河负责干部、民兵和水手3000多人。渡河前夕的一天，我陪同刘邓首长和李达参谋长检查渡河准备。他们先到野战军司令部机关渡河的寿张县南孙口渡口，听取了一纵队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的汇报，刘司令员还亲自登船多次跺脚检查渡船的质量。然后我又陪同他们乘吉普车向位山行驶，途中汽车左轮突然陷进泥里，车子翻了。我和李达参谋长赶快从车里钻出来，将刘邓首长扶起来。幸好都没有伤着。刘司令员平静地拍拍身上的泥土，找到掉了的眼镜戴上，忙问小平同志伤着没有。邓政委一面问“刘司令员没事吧？”一面招呼说：“大家都来推车。”此间，我又找来汽车，陪同刘邓首长继续前进。事后，一些将领闻讯无不惊叹：“好险!大军未过河，两帅就翻车，万一有啥不幸，怎么得了!”我确实受了一场虚惊，想来都有些后怕。6月30日夜，刘邓大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从张秋镇到临濮集300余里之间的孙口、林楼、于庄等8个地段上开始强渡，经一日两夜，12万大军“神兵天降”般渡过蒋介石宣称可抵40万大军的黄河天险，在黄河南岸建立了强大阵地。我在孙口陪刘司令员、邓政委渡河后，刘司令员指示我发一些酒、肉慰问渡河员工，刘邓首长还签发了嘉奖电，称赞渡河员工“不顾敌人的炮火和敌机的骚扰，不顾日夜疲劳，积极协助我军渡过大反攻的第一个障碍，……为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立即发起鲁西南战役。此间，讹传驻菏泽敌军要扒黄河堤坝放水，阻拦我军进攻。8月5日深夜，刘司令员亲自给我打电话，要我和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凌晨赶到司令部。我们奉命按时赶到后，只见刘邓首长的住室已被水淹，鞋子也漂了起来。见面后，邓政委立即向我询问黄河水情，担心黄河决口。我捧起屋子里的积水对他说：“不会是黄河决口。如果是黄河水，定是泥汤，水会继续上涨。现在屋子里是清水，也没有上涨，说明是雨水泛滥。”邓政委虽表示“你是黄河边人，有此经验，说得有道理”，但刘邓首长仍然心急如焚，一面指定王秉璋等乘车前往黄河堤坝探明水情，一面要李达参谋长和我研究，一旦黄河决口10万部队的转移方案。后经查明，的确没有黄河决口的险情。但这次经历，给小平同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曾说：“我这一生，这一时刻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跳动!”这显示了小平同志在事关战争全局的紧要关头对人民事业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

刘邓野战军从1946年8月发动陇海战役，到次年7月展开鲁西南战役，一年时间内在冀鲁豫战场共发动9次大的战役，使国民党部队遭到重大损失。冀鲁豫边区人民在如此频繁的战役中，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野战军部队历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刘邓首长给予了高度评价。刘司令员曾说：“冀鲁豫人民为完成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尽了最大的努力。”邓政委也说过：“冀鲁豫区是个好战场，我军打到哪里都有翻身群众的支援，到哪里都有粮食吃，我军取得的胜利是和边区人民分不开的。”

“我们今天破例吃一次酒，因为我们今天收到党中央的电报了……”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不久，我被任命为鄂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继续在刘邓首长的领导下工作。

刘邓大军到大别山，立即开展紧张的工作，力求站稳脚跟。但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迅即调动33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进行“围剿”，11月底形势就变得严峻了。当时，刘邓首长临危不惧，勇挑重担。邓政委在一次讲话中，鼓励部队越在艰难困苦环境下，越要不怕困难，战胜敌人。他说：毛主席曾鼓励我们，只要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这是因为我们插入了敌人的心脏，打中了敌人的要害。我们把大量的敌人吸引过来，压力大了；我们远离后方，困难多了；但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其他战场上就轻松一些了，可以腾出手来打胜仗了。邓政委还形象地说：在大别山困难多，是在“啃骨头”。但在其他战场上，我们的兄弟部队开始“吃肉”了。我们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在各大战场上消灭的敌人就越多，胜利就越大。在敌军压境的严峻形势面前，邓政委这样顾全大局，勇挑重担，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气魄和风范啊!就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野战军司令部同党中央中断联系3天，而蒋介石的电台天天宣称他们如何在陕北“取得巨大胜利”。刘司令员、邓政委十分担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有一天，司令部找我们少数几个同志谈问题。吃饭时邓政委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们今天破例吃一杯酒，因为我们今天收到党中央的电报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安然无恙，我们表示庆贺!邓政委发自内心的关心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危的一片真情，使我们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

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是创建和巩固解放区的重要前提，但大别山的群众工作异常艰难。鄂豫地区，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我党领导的根据地，但因斗争形势变化，部队曾“三进三出”，每次部队撤走后，群众都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因而对部队这次进大别山心存疑虑，怕部队再走。邓政委针对这个情况，起草了以中共中央中原局名义发出的《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部队跃进大别山，“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要求我们向群众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这个指示表明了我们党战胜敌人的坚定决心和信念，成为我们放手发动群众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使广大群众解除了思想顾虑，坚定了胜利的信心，积极支援部队战胜困难。比如，依靠群众解决部队过冬棉衣问题，就是最有力的证明。10月的大别山，早晚已是寒气逼人，但指战员还是夏天的单衣单裤。眼看隆冬将至，部队的冬装供应成为刚刚建立的区党委、行署刻不容缓的任务。但要供给部队成衣太困难了，事实上也不可能。刘邓首长决定发动部队指战员自制冬装，但原料要靠地方领导发动群众来解决。我和行署主任刘子厚等，动员各级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千方百计为部队提供布匹、棉花，尽管质量、品种难以满足要求，但在刘邓首长亲自动手带领下，广大指战员土法上马，自己动手缝制，终于使部队人人都穿上一身新的冬装。邓政委高兴地说：“只要自己动手，发动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此时，我和刘子厚同志作为地方党政领导人，也感到轻松了些。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土地法大纲》，鄂豫区也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的土改运动。但因为缺乏经验，在土改中照搬了“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急性土改的做法，犯了一些“左”的错误，结果事与愿违。邓政委发现这个情况后，亲自同李先念副司令员到新县、金寨和麻城几县，对土地改革情况进行深入调查。我也陪同他们进行调查。邓政委根据调查的结果，亲自召开干部会议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并为此承担了责任。他向大家明确指出，要分析大别山的实际情况和斗争特点，在斗争策略上要分阶段地逐步深入，应缩小打击面，才能对农民有利，否则就会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他说：“我们的同志普遍缺乏这种策略思想，甚至拒绝这种思想，打击面很大，弄得障碍重重。大别山就发生这种情况，把小地主、富农逼上‘梁山’，拿起梭镖和我们干，群众也受到摧残。最近我们一提出纠正，土顽把枪放下来了。贫农们都说，你们早这样就好了。所以大别山的同志容易了解这种策略思想，因为他们受到的‘报应’又猛又快。”他还说：“我们常常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的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随后，1948年6月6日，邓政委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了关于执行中央土改与整党工作指示的指示(当时大家称为“六六指示”)，从12个方面分析了土改中所犯急性病的严重教训，尤其对大别山地区的土改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示发布后，鄂豫区坚决执行，停止土地改革，实行减租减息，并认真纠正了土改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六六指示”上报中央后，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并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通过这段工作实践，我从小平同志那里受到的教育也是很深刻的。

作者段君毅，原中顾委常委；文章原名《回忆我亲身经历中的小平同志》，选自《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