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子元，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考城县县长，冀鲁豫支队四大队长，中共鲁西南地委民运部长，菏泽县动委会主任、县大队长，冀鲁豫军区第三办事处主任，华北大学教导处组织科干部科长，中央党校办公室主任，山东行政干校副校长等职。1972年病逝，享年61岁。
       一
       于于元，原名于伯文，曾用名姜振声、姜泽民，1911年1月27日出生在今河南省范县木靳庄一个贫农家庭里。他父亲租种了地主七亩土地，农忙时全家人披星戴月辛勤劳动；农闲时父亲走乡串户做小本买卖，挣钱买些油盐柴米，勉强维持全家人的吃饭穿衣。
于子元的父亲为人正直，性情刚强。他吃尽了做生意不识字的苦头，克服经济困难供儿子读书。在于子元10岁那年，伯祖母听说孙子要去上学，高兴得连夜缝了一个书包，亲自把他送到邻村私塾学校。他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每天早起读书写字，晚上睡在被窝里背书，所以他的成绩在班内名列前茅。因家庭贫寒，他穿戴不好，常常成为富家子弟取笑的话柄。有时他们见于子元捂着鼻子，皱着眉头说：穷要饭花子。一句句不堪入耳的话，使子元幼小的心灵，受到莫大的损伤，也激发他暗自发愤读书的决心。
伯祖母是个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孤苦人，平时非常疼爱于子元。当子元受到别人欺辱的时候，伯祖母就劝慰他，要他有骨气，吃穿咱比不过人家，学习要比他们学得好。他将伯祖母的话牢记在心里。
       1925年秋天，伯祖母到地主赵振刚高粱地里割草时，见几穗高梁掉在地上，便拣起来。谁知赵振刚早就盯在后面，不问青红皂白，把两棵高粱秆双起来，抓住伯祖母的头发，按倒在地，劈头盖脸的一阵毒打，硬说偷了他家的高粱。伯祖母不服，大声分辩，被抽打得愈加厉害。于子元放学回家时，伯祖母已被乡亲们抬回家去。他看见躺在床上的亲人，满面流血，遍体鳞伤，再加上伯祖母声声凄凉的呻吟，顿时心如刀绞，他拿起一把斧头要找地主拼命，却被伯祖母制止。子元丢掉斧子，趴在伯祖母床上痛哭流涕地说：奶奶，这个仇日后我一定要报！
   二
       1932年春天，于子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范县师范学校。他不断听进步同学们谈论：共产党如何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国民党如何围剿共产党……一颗追求革命真理的心像一把火，在胸中燃起。他经常向同学们探寻有关共产党的消息。有一天，一个同学说：我看啊，咱校的老管（指管守律）可能是共产党员，你看他谈话、写文章都有点像……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于子元心想：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管守律若真是共产党员，那太好了！他是濮阳县人，是高一级的同学，过去还同他认过近老乡哩！于子元心里非常高兴，每到傍晚或课间游戏时间，就找管守律，问长问短，从班内发生的事件到国家政治时局，无所不谈。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中共地下党员管守律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认为于子元有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为了考验他，便布置给他一项任务：叫他寒假里在本村办农民夜校，通过组织贫苦农民学文化，进行革命宣传。
       寒假到了，于子元回到自己的家乡办贫农夜校。没有房子自己动手挖地窖；没有桌子，搬来门板当课桌；没有课本自己掏钱买笔墨纸张，编写课本。夜校很快办起来了，全村30多个青年农民参加了夜校学习。于子元一面教农民识字，一面讲地主怎样剥削穷人，穷人为什么受穷等道理，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着重讲解了我们穷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反对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获得解放。通过短短20多天的夜校，农民增长了不少革命知识。返校后，于子元向管守律汇报了办夜校的情况，管守律表示满意。
       1933年3月14日晚上，管守律把于子元叫到学校的操场上，他们没有心思欣赏明亮的月光，也没有兴趣赞叹浓郁的花香。管守律郑重地说：伯文同志，你积极要求进步，迫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我认为你符合党员条件，我愿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现组织上批准了你的申请。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今后你要严守党的机密，积极为党工作。于子元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他郑重地宣誓：坚决跟党走，严守党的机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革命到底，永不叛党！
       于子元入党不久，中共范县师范党支部正式成立。管守律为支部书记，毛延武为宣传委员，刘培岑为组织委员，于子元为二级班的党小组长。
       在中共范县师范支部的领导下，学校内的革命活动迅速开展起来。为了扩大与广大青年的联系，党支部决定成立公开的群众组织——读书会。党员自己掏钱买来《铁流》、《辩证唯物主义》及其他一些进步书籍，吸引了很多同学。党支部及时组织他们进行座谈讨论，从中吸取有益营养，提高了同学们的政治思想觉悟。
       在学校里国民党党部是公开的组织，他们经常在学生中散布反革命舆论。为了打击国民党党部的嚣张气焰，1933年夏，中共师范党支部决定利用暑假停发学生补贴费一事，借题发挥打击国民党党部的反动分子——王云生（教师，国民党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于子元在二级班内大力宣传、鼓动，很快地把二级班的同学发动起来，把王云生团团围住，纷纷谴责，王云生狼狈地说：我也没法，是教育局不给学生补贴费。同学们一直闹到县教育局，结果，向学生承认了错误，补发了生活补贴费。
       二级班的国民党势力比较强，经常散布流言蜚语，诬蔑共产党。怎样才能分化瓦解国民党势力，加强共产党的力量呢？身为二级班党小组长的于子元，觉得丁连政在校内国民党党部中是有影响的人物，如果能把他拉过来，或者使他中立，就会在班内影响很多人。于子元把自己的想法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党支部研究后，同意于子元以交朋友的方式做丁连政的工作。于子元与丁连政结为朋友，并针对丁连政贫苦出身，进行阶级教育。丁连政终于退出国民党，最后参加了共产党，对班内同学影响很大。
   三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早晨，于子元洗刷完毕，准备到学校餐厅吃早饭，刚走到半路，共产党员王继魁低沉而急促地告诉他：昨晚范县机关党员遭到大逮捕。刚才县长带着护兵来学校找校长，我们怎么办？于子元机警地看了看校长室，校长牛涧亭皱着眉头正从窗口探望。于子元看校长的脸色不好，说：快，从后门走！他和王继魁一块机智地逃离了学校。从此于子元隐蔽在亲戚家，做小买卖糊口。他一时失去了党的领导，整天愁眉不展，他想：难道革命就此而止了吗？难道因为敌人要逮捕，就不去找组织了吗？不，坚决回去！
       1934年底，于子元回到家乡。本村共产党员女教师靳永先（刘晏春的爱人）到子元家里，问他：你打算怎么办？于子元说：我想找晏春接上组织关系，他在家吗？靳永先答道：好，你明天晚上到彭楼集染房铺去一趟，我们等你。
       第二天，天近黄昏，于子元就赶到了彭楼集染房。进屋一看，刘晏春和靳永先都在那里。于子元握住刘晏春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刘晏春风趣地说：快坐下，我们为你的到来，专门包水饺表示欢迎。刘晏春一边包水饺，一边听取于子元的汇报，最后说：革命道路是曲折的，今后还会有类似事件发生。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应坚持斗争。你今后的任务是继续领导濮县农村支部的工作。于子元愉快地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1935年秋，于子元调任中共范县县委书记。为了便于开展党的工作，他到范县五区大诸潭当小学教师，并发展了汤景秀、汤继文、汤继潭等入党。
       1935年12月，刘晏春在濮县召开濮县、范县两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布置筹建游击队。他指出：为了配合红军北上抗日，上级党组织要求我们利用今冬明春贫苦农民生活困难时期，开展分粮吃大户的斗争，积极筹备建立游击队。对此与会同志开展了热烈讨论。当时，于子元争先发言说：我村有个大地主，名叫赵振刚，家有500多亩地，其儿子是国民党二区区长，内兄是个大土匪。他家有钱有枪有粮，他欺压百姓，民愤很大。如果以他为斗争对象，一定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于子元的建议，大家一致同意。最后商定，以于子元为主，与本村党员配合，了解地主院内详细情况，然后采取行动。
       于子元回到家，调查了解地主赵振刚家的详情。赵家院深墙高，前后两进院，并有坚固的新楼，赵在什么地方睡觉，他儿子什么时候回家，来时带几个人、几支枪，各房放什么东西，枪支弹药放在何处等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并绘制成图，向领导详细做了汇报。
       1936年正月的一个晚上，濮县游击队集合300余人（该游击队刚成立，人多枪少）进至木靳庄，将地主赵振刚的大院包围。二区队留在院外把守，三区队和四区队冲进院内，抓住赵振刚，搜出楼门上的钥匙，打开楼门，缴获了2支步枪，1支匣枪，手榴弹，还有现大洋、布匹、粮食等，游击队出师大捷。
       事隔不久，国民党韩复榘的队伍对濮县、范县两县进行清剿，地主赵振刚伺机报复。其儿子反动气焰更加嚣张，到处逮捕共产党人。这时刘培岑、毛延武等共产党员先后被捕入狱。于子元看到刚刚建立的游击队被敌人压垮，一些共产党员被通缉，心里难过万分。于子元也无法工作，便到姑母家隐蔽起来，但敌人跟踪追击到其姑母所住的村庄，姑母和表兄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经再三催促，于子元被迫改名姜振声，经天津、北平到张家口，凭表兄的介绍信，到宣化兵团当了二等兵。
       于子元到了部队，看到战士手中的钢枪，真想从中拉出一部分队伍。于是他开始做班长和士兵的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了解，知道这个队伍是吕秀文（冯玉祥的部下）的私人势力，大都是大官的子侄和亲友，要想从中拉出一支队伍非常困难，便与程班长商量怎么办，程说：你想拉队伍，那好办。我有个朋友叫王喜太（又名王道平），外号四瘸子，现住在张家口市内，是一个住闲的副官。那人拉队伍有一套办法，咱们找他去！
       程班长和于子元到张家口福寿胡同，找到了王喜太。程介绍说：四哥，这位是我的朋友，他知道很多抗日救国的道理，想和你一块拉队伍抗日。王喜太一听，非常高兴地说：好，你住在我这里吧！
       王喜太是个挂名的闲任副官，他家住着一位客人叫傅秀元。于子元到王喜太家后，利用闲谈机会不断对王、傅二人进行民族教育和阶级教育。从日本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不抗日，谈到旧社会的黑暗，贫富悬殊，地主压迫老百姓……王喜太插话说：老弟，我为啥拉马子（即地方绿林武装）？还不是地主逼出来的！王喜太从他拉马子谈起，谈到他的队伍被国民党收编自己被囚禁。他说：我是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梁山好汉。我领的人马从不拾路钱（即路途不抢劫），若把穷苦人家的东西抢了，岂不是害人家一家子的性命，所以我专门架地主的票，有些穷人无法生活来找我，我给他们钱，从不让他们还。老弟，你看我拉了半辈子马，烟不吸，酒也不喝。傅秀元说：这世道非推翻不可。于子元趁机提出：旧社会必须推翻，怎样推翻呢？由谁来领导才能打败日本鬼子和蒋介石，建立新社会呢？王喜太和傅秀元相互看了看，呆了很久，谁也答不出来。于子元开门见山地说：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办到！未等于子元说完，王喜太插言道：到哪里找去，我找共产党找了几年了。我到过上海，也派人到过郑州，都没有找到共产党。于子元看到时机成熟，就说：我就是共产党员。王喜太一听说面前坐着的就是共产党员，他从太师椅上猛一欠身抓住于子元的臂膀说：老弟，那太好了，咱们一块干吧！于于元紧接着谈了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交纳党费，为共产主义奋斗，永不叛党等条件。王喜太和傅秀元都一致表示：行，这些都能办到。于子元说：等我找上级领导汇报同意后，我愿做你们二人的入党介绍人。接着他们共同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于子元说：我们应该抓紧组织武装，并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情况。王喜太接着说：我们想搞武装，必须回曹县去，我家里还埋着枪支弹药哩！你们二人先回去，我随后就到。
  四
       1936年9月，于子元从张家口返回濮县，找到了中共直南特委党组织负责人刘晏春，详细汇报了自己在外地工作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刘晏春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又批评了他不经领导同意，自己单独行动的错误做法，但同意派他到鲁西南开辟新的工作。
       鲁西南地区比较偏僻，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人称这里“鸡叫听三省（即河南、河北、山东），狗咬惊五县（即菏泽、曹县、东明、考城、长垣）”，“飞地”（系指本省本县境内有外省外县的土地及村庄）较多，过去有人在菏泽犯罪，躲到东明“飞地”去，往往使官府差役无可奈何。这一带的群众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对政治很少过问。国民党对该地区农村的控制也比较薄弱，这对于共产党开展活动非常有利。
       1936年10月，于子元受中共直南特委的派遣，头戴礼帽，身穿长衫，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到鲁西南，住在谢庄他父亲的朋友家里。他首先与大傅庄的傅秀元取得联系，一方面筹划拉武装，一方面在大傅庄发展傅秀峰和傅金灿入党。于子元要求党员组织贫民互助会，团结贫佃农，互帮互助，提高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继续发展党的组织。
于子元以卖烟卷为掩护，走街串巷，在知识分子中物色党的发展对象。他了解到在韩集教书的程力夫，出身比较好，有正义感，便主动接近他，经常到学校去，与程谈心，谈国内外形势，讲红军过草地的故事，以提高他的思想觉悟。有时程有事外出，于子元主动替他代课。有一次于子元给学生讲岳飞的《满江红》，从岳飞抗金的故事引申到今天抗日救国的道理，然后听同学们的反映。经过于子元的细致观察和了解，证明了程老师确实是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在于子元的教育和培养下，程力夫于1936年12月加入了共产党。从此，于子元有了得力的助手。同时，于子元还在安陵集设立了地下联络站。
       为了广泛与知识青年接触，于子元拿出写鸟字的独特艺术。他先给韩集小学的学生写字。他的字一笔一画都是鸟，龙飞凤舞，远看是字，近看是各色各样的鸟。这一下惊动了四面八方的群众，一些知识青年纷纷向于子元求字，于子元利用和他们谈话的机会，进行革命宣传。
       于子元和程力夫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韩集区党部的注意，派李乃元（国民党员）到学校任课，秘密监视他们。为摆脱国民党监视，程力夫花二十块大洋买来一窝蜜蜂。于子元以教程力夫养蜂为名，来学校研究工作。后来国民党的监视愈来愈严重，为更好地开展工作，程力夫推荐于子元到曹县四区古营集担任小学教师，后来程力夫也调到胡集小学。两人利用星期六见面，交流工作进展情况，制订工作计划。
       “七七”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鲁西南一带在外地师生纷纷返回故乡。于子元和程力夫都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他们在贫民互助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抗日救国互助会和村抗日自卫队。但是孤立分散的群众组织形不成拳头，难于对付日军的侵袭，必须联合起来。1938年初，于子元、程力夫、刘齐滨等分头到各村做思想工作。于子元派张耀汉专门做杨履谦领导的“联庄会”工作。“联庄会”主要活动在许寺和王浩屯一带，有枪80余支。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争取工作，团结争取了大多数会员。杨履谦愿意跟共产党团结抗日，其他各村的村自卫队也纷纷表示愿意建立统一的抗日组织。众向所归——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成立了，总部设在安陵集寇孟笔家中。总会下设中心村抗日救国会，村抗日救国会。大部分村救国会会长是由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担任的。同时，各村儿童团、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纷纷建立起来，鲁西南的抗日救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党的组织也有了迅速扩大，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
       1936年底，于子元、傅秀元同王喜太按照在张家口的研究方案，在曹县一带拉起了武装。到1938年初，已发展成为一支有七八百人、数百支枪的队伍。但缺乏政治领导力量，思想工作薄弱，仍沿用绿林武装的方法，称兄道弟，江湖义气很浓。中共上级党组织为了改造这支队伍，决定派于子元去王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这支武装引导到革命道路上来。同时要做好曹县另一支武装——魏公奇部的统战工作。于子元利用王喜太与魏公奇的关系，又经王喜太推荐，当了魏部的参谋长。为了协助于子元搞好统战工作，党组织又增派20余位党员到各部做中下层官兵的工作。至10月间，王喜太部已发展为一支千余人的队伍，有枪千余支，小炮2门，机枪数挺。
       于子元和王喜太研究，由于子元去黄河北找八路军一一五师联系，决定带领这支队伍编入八路军。于子元到黄河北内黄县，找到一一五师六八八团政委何柱成，向他详细汇报了王喜太部的情况，要求能迅速改编这支队伍。何政委听了汇报，非常高兴，当即派了一名宣传干事，随于子元回王喜太部驻地。经王喜太同意将部队带到濮阳县桑村待命。王喜太到六八八团团部向何柱成政委汇报情况，确定王喜太暂留六八八团，由营长鲍启祥和宣传科长赴王部做官兵的说服动员工作。这时，国民党专员丁树本又极力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加之王喜太没能马上回部队，引起了下层官兵的怀疑，误以为王喜太被共产党扣押，八路军要收缴他们的枪支，一夜之间，部队哗变，仅剩下30多名骨干力量，其余全部逃跑。
王喜太听到消息后，难过万分，长叹一声说：几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了！何柱成政委安慰他说：不要紧，有些人听信谣言，不明真相，跑了还是可以回来的，你有这些骨干分子，相信你会很快把队伍发展壮大起来。王喜太到桑村把留下的骨干带到内黄县六八八团部，换上了崭新的军装，王喜太改名王道平。何柱成政委代表部队颁发了委任状，委任王道平为“陇海支队司令”，仍回原地区继续活动，后在于子元积极协助下，陇海支队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六
       1938年10月，于子元被任命为考城县县长。他到任不久，中共中央根据统战工作的需要，电令撤销考城县政府，把考城县武装编入冀鲁豫支队第四大队，于子元任该大队队长。1939年7月，于子元任鲁西南地委民运部长兼菏泽县动委会主任。
       于子元在担任菏泽县动委会主任期间，亲自组建了一支地方武装。这支武装的一部分是菏泽县城南一带村庄地方自卫队，还有一部分是争取过来的一个国民党副营长带的溃退散兵。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整顿和扩大，建立了菏泽县动委会基干大队。又从八路军三四四旅政治部调来李苏波，任该大队教导员，这支武装力量很快发展到400多人，编为三个连，使之成为菏泽县城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菏泽县动委会于同年9月，重点协助李鸣亭建立了四区联防办事处，下设四个区（离明、青邱、长明、灵圣）。办事处成立后，首先举办了两期训练班，招收大批知识青年，约二三百人，培训结束时，大多数学员发展为中共党员，成为区、村的骨干力量。为了巩固这块根据地，打击日、伪、顽、匪的骚乱，各区成立了自卫队、常备队。四区联防办事处成立了联防大队，从每区各抽调20多支枪，加上冀鲁豫支队给的部分枪支，共300多人枪。
       在农村中，各村分别建立农会、儿童团、妇联等群众组织。于子元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认真贯彻边区政府的查黑地、减租减息、增资增佃的有关法令，带领农民发展生产，提高了抗日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9年，湾杨村的杨嗣孝、杨敬言等人组织了“忠义社”，与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相对立。他们从考城县二区小宋庄请来了卖油的会道门头子安天国，建立了反动会道门组织“红枪会”，安天国自称“活神仙”，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知人事。他表面上高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暗中却强迫群众加入由他操纵的红枪会，谁不愿加入，就组织他的道徒到谁家吃干拿净，迫使加入。在安的欺骗和威迫下，红枪会组织逐渐蔓延到附近的几个村庄，他们公开到各村设坛符场，大肆活动。为了争取他们抗日，于子元几次到湾杨村给安天国谈话，安天国阳奉阴违。至1939年秋，安自认为羽毛丰满，暗中投靠了日军，并与汉奸顽杂相勾结，公开与抗日组织对抗。
       同年10月的一天，安天国通知他的道徒，全部武装到安陵集戏台前秘密集合，于子元闻讯后，立即赶到地委所在地郭庙，向地委书记戴晓东汇报。地委分析认为：安天国最近一段态度强横，根本不提抗日救国的口号，而高喊什么“谁侵犯了群众利益，我们就给谁干”，实际上是与“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共同抗日”的口号针锋相对的，他秘密召开会议，是与我为敌的信号，我们决不能退让，要争取时间，晓以大义，力争受蒙蔽的群众转变。于子元主动要求去做工作。为安全起见，决定派两名警卫员一同前往。
       于子元带着两名警卫员，火速赶到安陵集戏楼。安天国站在戏楼上正洋洋得意地讲话，下面道徒们光着脊梁，穿着兜肚，有的身背明晃晃的大刀，有的拿着步枪或长矛，于子元把一名警卫员留在门外，带着一名警卫员上楼。安天国、杨嗣孝等人看到这个不速之客，一下惊呆了。安天国皮笑肉不笑地说：嘿嘿，你咋来了。于子元镇静自若地答道：听说你们开会，我来参加，准备借个机会说几句话。安天国借口阻挠说：我们红枪会开会，你就不要讲了吧！于子元单刀直入地问道：你们不是说共同抗日吗？我讲咱们如何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事。
       安天国蛮横地说：我们开会，你不能讲！
       于子元理直气壮地反问：难道你不主张共同抗日？
       安天国气急败坏地答道：凡是违犯群众利益的我都反对，我三条路都不走！
       于子元反问：哪三条路？
       安天国声嘶力竭地吼道：我一不跟共产党，二不跟国民党，三不跟日本！
       于子元一一驳斥道：三条路都不走是假，走是真的，但不知你要走哪条路？
       双方争论了一个多小时，安天国被于子元说得无言以对，无计可施。参加会议的红枪会员，特别是被他欺骗威逼参加的人，不由得伸出大拇指暗暗称赞。最后，于子元终于讲了话。
       于子元慷慨陈词，讲解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阐述了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赶走日本侵略者，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不久，安天国发动了湾杨叛乱，捕革命干部，杀共产党员。人民子弟兵三打安天国，平息了叛乱。
       1940年秋后，鲁西南根据地进入最危急时期。主力部队撤回黄河以北休整，周围的土顽杂军，考城的马逢乐、民权的张盛太、曹县的王子奎、定陶的王子杰、菏泽的张志刚等，见革命武装势力单薄，便开始蚕食根据地，一直将地、县委机关压缩到刘岗、曹楼、伊庄等几个自然村内。
当时，于子元一面带短枪队坚守最东面的村子——曹路口，一面组织力量，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们展开了一场攻心战。于子元和张盛太会谈，张耀汉同马逢乐会谈，牛言明与菏泽、定陶顽军谈判，阐明共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道理。经过于子元的争取，各路顽军的对立情绪缓和下来，多数转变为“中立”，对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地委给予于子元同志鉴定表扬时说：于子元同志善于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战，使革命转危为安，敢挑重担，砥柱中流……！
  七
       1942年冬，根据地党政机关实行精兵简政，领导机构的人员下放，充实基层。地委认为于子元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并对考城一带的情况较熟悉，确定派他再去考城县开辟根据地，被任命为考城县县长兼县大队长。
       考城县一带陇海铁路沿线为敌占区。在敌占区内，有日军据点，有地主、土顽的武装，在东北部还有大股土匪。考城县虽小，但敌人的武装力量相当强大，要想在此站住脚，打开南北交通要塞，必须从北向南推进。于子元对考城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深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想在此站稳脚根是多么不易，多么危险。但他根本不提困难，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为了打开工作局面，他首先建立了县大队武装。开始时仅有几十支枪，经过几次战斗，缴获了敌人一部分枪支弹药，县大队的武装力量得到了一些充实和加强，接着地委又增派了几个有实践经验，有工作能力的干部，在于子元的领导下开展了分化瓦解敌伪军工作。他们很快与兰封县的伪军头目张效雨和一些伪据点建立了关系，创造了孤立日军、分化土顽、打击顽固派的有利条件。
       考城县的日军与西端的土顽最为疯狂，经常出来抢粮抓人，打击破路屯粮的革命群众。5天破路，3次打仗，有时竟一天打几次仗。他根据此情况，加强政治攻势，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化敌人。不久，又与东端的土顽建立了统战关系。日军和汉奸每次大扫荡，他们都能及时提供情报，使该县机关和县大队多次避免损失。当我们的干部和部队穿过敌占区时他们也起了一定的掩护作用。这样，县大队集中优势兵力打击西端日军，收到了好的效果。
       1943年是个灾荒年，广大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之日军汉奸的扫荡和掠夺，地主阶级的剥削，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贫困。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改善机关干部的生活，于子元带领全体干部沿堤开荒，种棉花和蓖麻，好一点的土地种粮食作物及蔬菜，并教育干部战士艰苦朴素，自力更生，密切了党群关系，渡过了难关。
于子元在考城工作期间，虽一度得了黑热病，高烧严重，但他抱病坚持工作，广大干群无不被他带病坚持工作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当时生活异常艰苦，身边的同志省吃俭用，每天为他买几个白馍。他看到同志们这样关心自己，心里非常感动，更加激发了他发奋工作的热情。
  八
       1944年11月，冀鲁豫军区成立第三办事处，于子元调任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成立时仅有三四个干部，其主要任务是在不同性质的地方武装中进行统战工作。
在鲁西南地区，国民党定陶县县长王子杰，号称有“几千支枪”，是一个不可低估的武装力量。为了分化、打击敌人，军区决定做王子杰的争取工作。为此于子元利用各种关系，对王子杰部施加影响，不久，与王子杰部建立了人员往来关系。对他方来员，有专人负责，予以热情接待，走时赠送些礼物，借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无论官兵均表示欢迎。从此王部人员往来频繁，一次比一次职务高，来时热情欢迎，走时派骑兵护送。后来，王子杰提出要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订立互不侵犯的有关协议，按照王子杰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于子元率20余名骑兵与王通过谈判，划出了边界，制订了协议。与此同时，大造各种声势，故意宣传：王子杰大请客了，划分边界了……边沿村庄都写满了欢迎王子杰的大幅标语。临走时还送给王子杰一些猪肉、粉条、蔬菜等，敲锣打鼓放鞭炮。这样大肆张扬，让日军与汉奸都知道，王子杰部已与八路军建立了友好关系，对敌伪军起到了分化、打击作用，对根据地的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5年12月，军区第三办事处与鲁西南办事处合并。仍沿用鲁西南办事处的名义，仍由于子元任主任。办事处合并后，增派了一批得力干部，加强了敌工工作。主要任务是在开封一带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军运工作。当时有个主要争取对象是兰封的张效雨，于子元有时派人去，有时亲自去，直接与张效雨谈话，进行宣传教育，后来建立了统战关系。张效雨给南北过往的党政干部、部队以方便，并给及时提供军事情报。这样使考城马逢乐的活动受到限制，为消灭马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共开封地下党组织关系比较多。三、四、五分区分别在开封建立了地下党组织。1948年4月，上级决定派于子元去开封，对其进行整顿，使其统一在中共开封工委领导下进行工作。开封是国民党的河南省府驻地，城内军警林立，戒备森严。特别鲁西南被打垮的土顽头子，大部分都躲到城内，建起了“安乐窝”。于子元做了多年的敌军工作，大部分人都直接与他打过交道，到开封城是非常危险的。为了革命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到开封后，找到了东源酒店经理、工委副书记李冠卿，并以表兄弟身份，住在李家。他通过李冠卿在几天之内与其他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及时传达了上级党委关于统一整顿中共开封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意见，逐步理清了上下纵横关系，统一在工委领导之下，形成了一股劲，提高了战斗力，为开封地下党组织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1948年1月，于子元调离了鲁西南，参加了中共河北整党工作，后赴华北局学习深造。1949年7月调到华北革命大学任教导处组织科、干部科科长。1950年调任中央党校任办公室主任等职。1969年调到山东行政干校任副校长。1972年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