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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联诗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她的母系和父系都是明清时期出过翰林的大家族，但她自己却与当过放牛娃的革命青年廖玉璧自由恋爱结为夫妻。陈联诗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参与了五卅运动，后因特务追捕回到家乡，参与了华蓥山区从1926年到1948年的3次武装斗争，其传奇的经历在华蓥山区和重庆地下党中广为传扬。本文是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撰写的她在解放后的遭遇。

　　进入妇联

　　重庆解放的第二天，陈联诗全家就在临江门的一家公寓里建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专门接待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同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这个工作结束后，陈联诗被分配到重庆市妇联，做了生产部的副部长。

　　对于陈联诗的工作安排，曾经有过很多传说，其实陈联诗去妇联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办的那个缝纫社。

　　陈联诗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期间为了解决烈属们的吃饭问题，办了一个缝纫社，缝纫社里大多是烈属，其中就有彭永梧烈士原配妻子谭幺姐。

　　陈联诗知道，这些烈属和自己一样，此时最重要的是要活下去。她借了5部缝纫机，加上谭幺姐和另外一个烈属凑来的两部，就组成了一个缝纫社。重庆的冬天阴雨连绵，她们就生产简易雨衣到大街上去卖，赚来的钱用来维持大家的生活。恰好此时，妇联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进军西藏和抗美援朝的部队生产大量的军用物资，于是这个缝纫社成了重庆市妇联生产部的主要生产企业。

　　刚刚解放的重庆，诸多要事在同时进行：清匪、反霸、抓特务、取缔妓女、收容乞丐和游民、组织各种协会……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大动荡中大起大落。陈联诗的身边很快集聚了各种各样的求职者，其中身份复杂、多次救过陈联诗和她一家的雷清尘去了台湾，他的夫人杨敏言现在生活没有着落，自然要来找陈三姐；在陈联诗保留下的那些求职信里，甚至还有当年的军阀杨汉印的信件。当年游击队决定假意接受杨汉印的招安，以借路开上前线去与红军会合，陈联诗怎么也算是他杨汉印手下的陈营长，白白得了许多武器、装备和银圆，也算是间接支持了革命，“求你为我安排个把人去自食其力总还是办得到的吧”。

　　当然没问题！此时的陈联诗不但有这个能力，而且也觉得理所当然。咱们共产党总不能连那些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连知恩图报这个道理也不懂。这些帮助过革命的女人，又没有什么罪恶，安排她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自己养活自己，也是一种改造嘛。

　　就像有些声讨金钱的人骨子里渴望金钱一样，有些反对权威的人骨子里也渴望权威。陈联诗在烈属和工人中间受尊敬的程度就已经让人不高兴了，她还这样不请示不汇报，自然会让人受不了。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找上门来，要把自己经营的农场捐献给妇联。
　　农场风波

　　很多年以前，陈联诗就想要办个农场，于是她积极行动起来，参加了具体的策划。考虑到资金方面的困难，她动员了包括自己的保姆韩嫂在内的6个人，加上原先的旧股东，以投资的方式一共凑了旧币2000万元，相当于新币2000元。她还根据当时的政策，制定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营原则，保证让每一个投资人在保证为公的前提下，自己也能得到好处。事情在她的主持下积极地进行，其间经过了很多的周折，到1950年9月，具体计划已经引起了区政府和市建设局的积极回应，并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随着事情的一步步运作，眼看事情办得八九不离十了，陈联诗才兴致勃勃地将此事向妇联生产部提出，这立即引起了她的上司——生产部长的警惕。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部长在解放区经历过土改，现在坐镇重庆，并会在以后坐镇整个西南。生产部长劝说，陈大姐你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如果农场做不好，不但会影响到你自己，还会影响到妇联，损失党的威信，何况这很有可能是地主在玩什么花招！

　　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是不久，重庆市委正式布置了农村的减租、退押和反恶霸斗争。一天，十几个农民兄弟拿着市里农民协会的介绍信找到了妇联，要找生产部的陈部长，说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地主在“减租退押”的时候声明自己的土地已经捐给妇联办农场了，他们来查看是不是地主在逃避运动，耍花招。陈联诗当场向农民弟兄们承认了这件事情。

　　事情闹大了，而且性质也起了变化：由“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可能影响党的威信”，一下子升级为“帮助地主逃避减租退押”。陈联诗的处境一下子就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对陈联诗进行“批评帮助”，为了证明她的政策水平真的像领导同志所说的那样低，平时那些很敬重她的年轻同事们搜肠刮肚，“检举”出她的许多不合乎党性原则的举动。

　　可是猛烈地批判和陈联诗自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苏联接受过正宗“肃反”教育的组织部一把手生气了：这个人如此没有阶级立场，还对组织上的帮助抱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一定要处分，应该劝退出党！谈下来的结果自然很简单：陈联诗坚决拒绝。市委组织部的一把手大发雷霆：劝你退党你还不同意？那就开除！
　　遭到“劝退”

　　事发不过一个月之后，在同志们的震惊中，这个处分决定拿到妇联全体党员参加的支部大会上通过。大会宣读了陈联诗的材料，然后要求就开除党籍问题进行表决，显然有不容置疑之势。陈联诗在大批判的浪潮中为自己辩解，人们打断了她的话，对她居然敢于为自己辩解而义愤填膺。

　　一个年轻党员突然发言：我不同意。她叫赖松，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她说凭什么说陈联诗觉悟不高？人家是20年代的老党员，和丈夫一起在川北斗争得那么壮烈，丈夫牺牲之后一直孤儿寡母闹革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解放，怎么会是觉悟不高？

　　市委组织部派来的人冷冷地说：过去的事情不能说明现在。赖松站起来：你代表谁？你代表组织还是代表你个人？你说话负不负责任，来人沉默。

　　形势陡转，妇联的党支部书记边涛也站出来说话了（她的丈夫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她明确地向组织部的来人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你是代表组织，可是你也不了解情况。我是支部书记，很多情况连我都不了解，我觉得就凭这样的材料开除一个同志的党籍，很不慎重，我也不赞成。

　　但这一切反对都没有用，市委已经收到了妇联的专案小组整理出来的关于陈联诗的材料。这份材料既没有通过支部，也没有通过党组，由态度坚决的妇联主任直接递到了她的丈夫——市委书记手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来说：“这份材料给人的感觉，陈联诗简直就像一个反革命。”

　　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地下党中九死一生活过来的干部，他很熟悉陈联诗，可他不能为陈联诗说话。他拿着材料去和其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商量，最后一咬牙说还是做做工作，让老大姐同意“劝退”吧，“劝退”毕竟比“开除”要强。

　　这一天是1952年6月16日。后来知道：如果她坚持不写这份“退党申请书”，她不但会在大会上被正式宣布开除党籍，永远不许重新入党，还会被开除公职，不予安排工作。于是，所有的功劳都没有了，所有的牺牲都一笔勾销。
逆境自强

　　1953年春天，陈联诗到了重庆市民政局位于郊区小南海的一个妇女教养院。她踩着雾气浸湿的千级石阶，慢慢走向山顶的一座破庙，那里住着一群需要改造的“社会渣滓”，她们都是些和新社会格格不入的女人，对于前途已经失望：发牢骚，闹事，不听调配，拒绝参加学习和劳动，自己到附近农村去找“出路”，导致有一天47名当地农民到教养院“求婚”……

　　长期颠沛流离的地下斗争生活和刚刚遭受的政治打击，使得五十好几的陈联诗身心交瘁，她很瘦，经常生病。但她带着这些把自己和男人都不当回事的女人学习《婚姻法》，带着习惯了游手好闲的她们去植树，锤碎石子修公路，还去为她们解决形形色色的“思想问题”。她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嘉奖，到1954年1月离开的时候，她被当地群众选为区人民代表。教养院给她写了一份很详细的鉴定，盖上了公章，后面还很慎重地署上了每个领导的名字，又盖上了他们自己的私章。在陈联诗一再要求下，每个人都给她提了意见，意见中的优点是“党性和组织性极强，阶级立场鲜明。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深入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吃苦耐劳热情积极……”缺点是“常常陷入事务主义，凡事都要亲自过问，批评时应该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没有很好地坚持生活制度，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病况和年龄……”

　　这份鉴定中反复用了“党性和组织性”这样的词汇，显然所有的人都把她当党内的同志一样看待，表明了他们对于陈联诗被“劝退”的不理解。她刚来不久，党组织就开始讨论她重新入党的问题，院长两次动员她写申请，可是她已经伤透了心，等到缓过气来，把申请交上去的时候，已经要离开这里，去医院治疗她日益严重的肺结核病。教养院的党支部来不及讨论她的入党问题了，以后漫长的申请之路就这样开了头。从那时起，她留下了42份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底稿，有的平静，有的委婉，有的激愤，有的悲凉。她一直都在不停地写，毕竟她“同意退党”的前提条件，是党组织答应过她能够“重新入党”。

　　也就在这个时期，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妇联生产部长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遭受的斗争场面更加残酷——她被关进了黑屋，没有任何人听她的辩解，不久也被逐出妇联，下到了基层工会。还有一位以激烈的姿态斗争过陈联诗的女人，在陈联诗走后的三个月也被开除了党籍，被送到民政局“改造”。她也爬上了千级石阶，在破庙里住了三天哭了三天，她说，陈大姐啊，我怎么知道她们整完了你，就来整我啊！陈联诗也哭，却沉默，最后长叹一声说：等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恢复党籍

　　被妇联“扫地出门”的陈联诗，依然受到很多人的关心。时任西南文联副主席的邵子南为她的那些故事着了迷，将她调到重庆市文联的美术家协会，陈联诗终于重新拿起了她热爱的画笔，成了一个专业画家。她还是市里的政协委员，其间好像文联的党组织也曾经打算过为她解决“组织问题”。

　　可是经历过一次次运动之后，人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在不断被提高，以至每次重新审查她的档案时，都会发现新的问题。人们发现不但是陈联诗自己的经历很“复杂”，连华蓥山这支队伍也“说不清楚”：游击队为什么偏偏要去和那些地主“土匪”的队伍联合起来打军阀？为什么不直接打出共产党的红旗，和一切无产阶级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于是不但游击队的性质无法确定，就连廖玉璧的烈士身份也无法确定，陈联诗的党籍也就一直被搁了下来。

　　1960年初夏，陈联诗因患恶性淋巴癌住进医院，文联组织班子对她的革命回忆录进行了最后的抢救。重庆市委专门下了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陈大姐的生命。这在国民经济已经发生困难的1960年，对于一个受过“处分”又“经历复杂”的老人，算得上特殊中的特殊。她的床前经常围绕着党政要人，他们安慰她，赞美她，鼓励她和病魔作坚决的斗争，只有当陈联诗拉着他们的手，要求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时，他们才支吾其词或者沉默：革命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其中包括面子问题。

　　后来，有一个人终于也来看她了，这个人就是原妇联生产部长。此时的陈联诗，癌细胞在全身到处扩散，喉管也因为一次抢救被切开，几乎说不出话来。

　　生产部长轻轻地走到陈大姐的床前，拉住了她的手。这只手瘦骨嶙峋，手腕上还戴着那只碧色的玉镯，那是当年她的丈夫给她的定情物。生产部长突然就哭出了声来。陈联诗也在无声地流泪。她默默地取下了手腕上那只碧色的玉镯，要将它戴到生产部长的手上。

　　生产部长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完全没有想到老大姐会这样。我知道她虽然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却一直保留着书香世家的修养和鉴赏水平，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我吓坏了，连忙拦住她，说陈大姐我不能要，你留给你的宁君吧。陈大姐着急了，她说不出话来，只是给我比划，意思是宁君她有一只，这只一定要给我。她拉住我的手，费了好大的劲才给我戴上了，我……”她已经泣不成声。

　　生产部长一直把那只玉镯包在一块精致的手帕里珍藏着，后来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一直没有下落。

　　1960年7月21日，陈联诗让人代她写下了最后一份入党申请书，即第42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她在安静的蝉鸣中，乘鹤远去。

　　1982年8月16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一篇重要文章中郑重宣布：为地下党老党员陈联诗同志平反，并恢复党籍。此时离她“退党”的时间，整整30年零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