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领导干部能否管好自己的亲属，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胡耀邦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铁面无私，为全党干部树立起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

   1952年，胡耀邦夫妇终于在四川南充迎来小女儿的诞生。全家人特别高兴，孩子的外婆说，已经有了三个孙儿，这回又有了孙女，应该满足了，就给刚刚降临人世的女儿起名满妹。按理说，这个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肯定备受宠爱。然而，胡家兄妹从小就是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满妹也不例外。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满妹当时正在上小学，也吃不饱饭。她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最让人激动的事就是能吃到东西。”只有挨过饿的人，才能有这样刻骨铭心的感受。

    胡耀邦是中央委员，按规定有补助；但他给家里人也定下了规矩：“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不许吃补助和细粮，因为那是特殊化。”

   胡家三个儿子平时都住校，只有满妹一人是走读，在家里吃饭。炊事员老张自己有五个儿子，可一个女孩都没有，特别疼她。每当有客人来打“秋风”时，总是偷偷留下一点好吃的，给满妹回来吃。

   那时走读，中午要带一顿饭在学校吃。有一次，老张给满妹带午饭时悄悄装了点米饭，不巧被人发现，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把老张叫来问：

 “你给满妹带米饭了?”

   老张不回答。

“不是规定一天只有一顿细粮吗?你怎么给她吃两顿呢?”胡耀邦接着说。

   老张涨红了脸，强辩着：“谁说的，谁说的?没有的事儿!”

   出了门，他自言自语地嘟嚷，“家里就她一个，人小又吃不了多少。同学们都带细粮吃，咱们家老带粗粮，怎么好意思!”

   在满妹的记忆中，只有这一次，父亲过问了家里的柴米油盐。

“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

  1966年，“文革”开始了，胡耀邦夫妇都受到冲击。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满妹的母亲境况更惨，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胡耀邦的几个子女成了“走资派”的后代，也跟着倒霉。

   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她就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

   可是，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后来，满妹每当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1982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便召集了家庭会议。他把在家的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对大家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我是不会讲情面的。”

   在满妹的印象中，这是他们家唯一的一次家庭会；也是父亲唯一一次如此严肃地跟他们谈话。

   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高温灼人的时候。

   看到一些朋友相继出国留学或进修，学个专业，拿个学位，满妹也动心了，觉得自己也应该把一直戴在头上的那顶“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摘掉。当时，日本的一个学术团体找到满妹，问她：“愿意到日本进修吗?读个学位或者走走看看都没问题。费用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一个人来，也可以带着先生和孩子一起来。时间长短也取决于你，要几年就几年。”

   满妹考虑了很久。可想到那次家庭会和父亲多年的要求，谢绝了对方的好意。

   胡耀邦在任职期间，胡家兄妹唯恐有损父亲的形象和影响党的声誉，都自觉做到“四不”：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共产党人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胡耀邦说过：“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注意维护总书记的形象和党的声誉，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为家族和亲属谋取过任何的利益。

  1981年，胡耀邦的侄儿胡德资（其胞兄胡耀福的二儿子），经县里的一个领导帮忙，在岳阳轻化公司安排了工作。按常理，侄子安排了工作，是件好事。尽管不太符合原则、程序，只要自己装作不知道也就过去了。但胡耀邦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绝不允许家人利用自己的影响谋半点私利，马上责令那个县里的领导将侄子退回农村。

   这事刚过了几天，胡耀福到北京去看弟弟。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岳阳安排儿子工作的事。

   一见面，胡耀邦满脸怒气地对哥哥说:“你在下面开后门!”

   胡耀福被说得一头雾水。

   胡耀邦怒气未消，继续斥责说:“谁这样搞，我就开除谁的党籍!”

   胡耀福渐渐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大叫冤枉，发起脾气来:“耀邦，你这个人忘恩负义！你在北京当总书记，我在家里当农民。要是在过去，我就是皇亲国戚。但是现在，我在家里当农民，日子不宽裕，有人关心一下我家又怎么了?难道我的儿子就不能当工人了?”

   结果，两人互不相让，大吵一通，不欢而散。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当晚他就委托秘书电告家乡的党政领导，不能敲锣打鼓搞庆祝活动，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1982年，中共十二大，他当选为总书记后，又定下了一条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准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办事。直到胡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的，全都是普通农民。

   这些小事，当时并没有见诸媒体，但却不胫而走，广为传颂。

  胡耀福老人病逝之后，浏阳有人送来一副挽联:

   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

   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

  上世纪80年代初，浏阳县委托胡耀福到北京找胡耀邦给家乡批点化肥。其实，为家乡办点实事、解决点实际困难，是许多领导干部津津乐道的事儿。家乡需要化肥，县里领导派哥哥来说情，当时只要自己不反对、不表态，手下的人也就给办了。但是，胡耀邦态度非常鲜明，在原则问题上不退让，甚至不惜与哥哥闹翻脸。他嚷道：

“谁找我走后门、批条子，就是把我看扁了！”

   胡耀福听后，也急了，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是老区人民要我来的，又不是为我自己！要是我的事，绝不来找你。”

   胡耀邦仍坚持说：“那也不行！”

   胡耀福一气之下走了。

  后来，胡耀邦经常对希望他在家乡建设上给予帮助的乡亲们说：“革命老区搞建设，应该支持。但是应该按程序报告上级有关部门，不能找我。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在我这，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要职位上工作了整整六年，但他硬是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也没有给过亲戚们一点照顾。然而，忠厚淳朴的浏阳人民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1988年冬天，胡耀邦在长沙休息。浏阳县委的几个同志来看望他，谈到家乡一些地方还不富裕时，胡耀邦心里很不安，表示未能替家乡人民办点实事，常感歉疚。

浏阳的同志诚恳地宽慰他说：“你是中国的总书记，心里想的是10亿人，浏阳130万人是包括在内的。”

  客人们走后，胡耀邦还在想着他们的话，感慨地对妻子说：“家乡的人民这么理解我，令我十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