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豫南、鄂东一带的耄耋老人中，一说起陈大脚，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关于陈大脚的故事也一说就是一大篇。

　　这陈大脚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少敏，那可是当年叱咤鄂豫边区的新四军一员虎将。

　　虎将本是女儿身。作为一个女人，陈少敏的身材较高，但她的脚跟抗战时期年轻女子的脚也差不多，充其量只有37码或38码，并非当年民间传说的有一尺长。她之所以得了这么个并不雅致的绰号，这大概是首先缘于她年幼时拒绝缠足，她父母因不忍心见女儿缠足遭罪，就放任了她。这样，陈少敏才得以保留了一副天足，没有像她同龄女子那样成为三寸金莲，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脚女”。再就是她在革命战争年代走南闯北，行军打仗，健步如飞，风风火火，办起事来泼泼辣辣，跟男子汉一样，横刀立马，出生入死上战场跟敌人展开拼搏。“陈大脚大脚走天下！”这是当年鄂豫边区老人们对她由衷的赞叹。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她常常女扮男装，与跟她年龄相仿的农妇扮成一对夫妻闯过了敌人一道道封锁线。

　　当年，鬼子和伪军听说新四军里有一个叫陈大脚的女将，走路一阵风，手使双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谁要是碰到她准叫他晦气倒霉，所以一听说陈大脚来啦，就吓得胆战心惊。

　　抗战胜利20年后，当年日本侵华军人访华团来新中国访问，其中有一名叫山本太郎的前日军联队长专门提出要求拜访一下当年在鄂豫边区赫赫有名的女将陈少敏。结果，那个日本人一见陈少敏，大吃一惊，没料到她原来竟是一位普通又普通的中国老太太，连说：“真了不起，了不起！敬佩敬佩！”

　　二

　　陈少敏原名孙肇修，1902年生于山东省寿光县孙家集镇范于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兄妹五人，她行三。父亲曾于辛亥革命时从军当过连长，后解甲归乡，一边租田耕种，一边教小学。陈少敏随父读书，识了几个字。13岁时因家境困难，独自闯青岛，到一家日本人办的纱厂当童工，过着牛马一般的苦工生活。1923年，陈少敏加入了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邓恩铭组织的秘密工会，因参加罢工被厂方开除，后经人介绍进入潍坊美国传教士开办的文美女中读书，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学知识。1927年，陈少敏秘密参加了共青团，1928年，在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大显身手的陈少敏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0年春天，陈少敏在中共青岛市委领导下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一天，市委书记唐汝贤对她说：“山东省委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中央派来任国祯同志任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党的工作。组织研究决定，让你和任国祯同志扮成假夫妻，组成一个‘家庭’。”她听了一愣，心想，共产党里怎么还有这种特殊任务？！唐汝贤见状，赶忙解释道：“任国祯同志到青岛后首先要租房子，作为省委秘密办公机关，而街上租房子都写着‘没眷属不租’，组织上知道，你还是位姑娘，但考虑到工作需要，情况特殊，不得已而为之。”

　　陈少敏听明白了道理，便在青岛以“夫妻”的名义与任国祯租了一间屋子。任国祯到任后，以当车夫掩护工作，陈少敏去打蛋厂做工，临时省委机关就这样开始秘密工作了。尽管生活很不方便，但困难一个个被克服了。街坊们常夸他们是对好夫妻。由于志同道合，经过相处磨合，他们真的产生了恋情。经组织批准，1930年6月26日，陈少敏与任国祯正式结婚，成为一对革命伴侣。

　　1930年12月，任国祯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接着到天津领导工人运动，不久又调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陈少敏随之前往，做党的机关工作，处理职工运动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任国祯以特派员的身份赴山西建立抗日武装。陈少敏因生孩子没能一同前往。然而，任国祯刚到太原即被叛徒出卖，被阎锡山部敌特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和叛徒的无耻指证下，任国祯大义凛然、威武不屈。1931年11月13日，被敌人枪杀在太原小东门外。任国祯临刑前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饮弹从容向天笑，长留浩气在人间。”

　　陈少敏听到噩耗，受到严重打击，刚生下不久的女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她忍受了丧夫失女的悲痛，坚持跟着党走，继续为党工作，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1932年，陈少敏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妇女部长，同年10月被捕，1933年1月获释，3月调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长。

　　1935年5月，陈少敏任中共冀鲁豫特委组织部长，后任特委副书记。同年冬，陈少敏奉命到冀鲁豫边组建红军师，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以配合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所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实施战略转移。

　　三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党组织决定调陈少敏到中央党校学习。到延安后，有一天突然通知她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请她进窑洞里坐下，又随意谈了几句后说：“少敏同志，有件工作我想交给你去办。徐特立同志是湖南人，在那里威望很高，他现在以八路军驻湘代表身份由延安返回长沙去组织发动湖南抗日工作，而国民党却很怕他回去，将会沿途设防阻挠。为了安全，我想请你化装成徐老夫人，想方设法掩护徐老回到湖南。完成任务后，再回来学习，你看如何？”她听后站起来说：“请毛主席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陈少敏愉快地接受了护送任务，化装打扮后即与徐老一起启程。路上随机应变闯过了道道艰险关隘，把徐老安全送到长沙。回延安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亲自送她到中央党校学习，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

　　陈少敏被编在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当她知道同班学员———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的妻子被叛徒出卖遭到杀害后，对同学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于是经常关心他，与他一起讨论问题，耐心做安慰工作。两人命运有点相同，感到情投意合，双方同意便结成了伴侣，一起被分配到河南去工作。

　　陈少敏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在有小延安之称的确山县竹沟主办教导队，兼任游击队政治委员。不久，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涂正坤的原爱人突然来了信，说她在那次惨案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没有死，并来到了延安。陈少敏知道这事后又惊又喜，喜的是革命的姐妹死里逃生，又多了一份革命力量，令人高兴。惊的是自己已与涂正坤结婚，如何办呢？她想了一宿，拿定了主意，还是应该让涂正坤夫妻破镜重圆，尽管她很爱涂正坤。她坦然地对涂正坤说：“俺想好了，你和她出生入死，相依为命多年，如今她大难不死，是天大的好事，她现在更需要你的温暖关怀和帮助照顾。你赶快给她回信吧！咱们马上办离婚。俺这就去延安，请组织上把她调到这里和你团圆。”

　　涂正坤接到原配妻子的来信感到很为难，他已经跟陈少敏结婚了，陈少敏人这么好，大家都知道，可现在……涂正坤处在两难境地，不知怎么处理。现在，陈少敏直言相告，涂正坤很不好意思。陈少敏又真诚地对他说：“老涂，你回到你妻子那边去，我们夫妻做不成，还是革命同志嘛。”她见涂正坤还在犹豫，便进一步严肃地对他说：“老涂，你不要搞错呀，我不是在情人怀抱中长大的人，我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我能承担这个压力，没关系的，不能因为我而破坏你们原本的夫妻关系。”说话办事雷厉风行的陈少敏，三言两语就将涂正坤的顾虑打消了。当陈少敏背着行李回延安时，涂正坤望着她远去的背影，眼泪夺眶而出。

　　由此可见，陈少敏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终身未嫁，也不是花木兰式的女将。经历过两次婚姻，尽管陈少敏身居要职，身边不乏有上级、同级、下级的同志爱慕她、追求她，但她一直未再嫁，将大半生的宝贵精力全部献给党的事业。但她自始至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结发丈夫任国祯，她将任国祯的照片制成瓷像，一直放在自己的身边，陪伴着自己的每一天。

　　四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陈少敏长期与李先念一道在中原地区做党的领导工作和创建武装力量的工作。

　　1939年6月11日，在河南京山县的养马畈村，陈少敏主持召开了在鄂豫抗日游击战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养马畈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6条指示，讨论豫南、鄂中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在李先念、陈少敏的领导下，在日伪顽的层层夹击中，经过五个月的筚路蓝缕、浴血奋战，这支游击队发展成近万人的部队。随后，成立鄂豫边区党委，中共中央任命陈少敏为区党委书记。1940年1月3日，鄂东、鄂中、豫南三个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根据武装斗争的需要，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陈少敏任副政治委员。陈少敏和李先念等人一道群策群力，将鄂豫边区发展成为雄踞大江南北、横跨五省交界的大块抗日根据地。

　　陈少敏还领导鄂豫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她赤脚下田帮助抗属和缺少劳力的农户犁田耙地、薅锄收种，她朴实亲民的作风深受鄂豫边区人民群众的爱戴。“陈大姐，种白菜，又肥又大人人爱”的歌谣一时传遍中原广大乡村。

　　陈少敏在中原抗战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鄂豫边区曾专门生产“女将军”牌香烟，烟盒上印着一位跃马举枪的女将。中原百姓们说，那就是俺们爱戴的大脚女将陈大姐！

　　陈少敏在抗战中功勋卓著，在党内外和群众中树立了很高威望。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七届七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七大选举的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在全国女党员中，只有著名的女革命家蔡畅一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陈少敏和邓颖超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而像黄克诚、粟裕这些著名的战将当时也不过才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反动派调集30万大军，将中原我军6万余人包围在鄂东宣化店地区。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的陈诚口出狂言，宣称要在48小时内一举歼灭我中原军区部队。

　　陈少敏和李先念、王震等同志一道，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实行战略转移，分三路突围。陈少敏提出并经区党委集体研究，作出决定，将随军行动的2100多名地方干部，“沿途化装疏散”，以减轻作战部队的压力。由于及时实行了这一关键性的措施，这才在万分危急的关头保存了一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地方干部。在突围千里的征途中，陈少敏虽然患病，却拄着一根树棍随队行军。正当蒋介石叫嚣悬赏100万到200万元收买李先念、王震、陈少敏的人头之际，李、王、陈三位将军已率中原军区部队奋勇地冲出包围圈，使蒋介石妄图消灭中原我军的计划最终成为泡影。

　　五

　　1949年3月，陈少敏出席了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时，全国面临解放，各地、各部门大量需要领导干部，陈少敏这位在党、政、军、群各部门都曾主持过全面工作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却就其今后的工作安排，向党中央作了如下自荐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她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说：“关于工作，在什么地方，和谁一起工作都无意见。但在工作部门上，有个要求。我做不了专门的妇女工作，因为我没有那个耐性，我也不适合组织部的工作，因为我粗心，对干部的方法太简单，对落后的要求，一点也不能让步，最容易惹得干部不满意，我的毛病你们是知道的，最好分配我去做工人或农民工作（从一个工厂或一个农村生产合作社做起）。最理想的是叫我到一个工厂去，以工人工作为主联系其他工作，一气儿做上三年、五年，搞出一套经验来。”

　　周恩来将陈少敏的信批转给负责组织工作的安子文，并在与刘少奇商量后，决定派她去全国总工会。

　　1949年6月，陈少敏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当时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全面工作的李立三，安排她负责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的筹建。1950年7月，她当选为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她高兴之极，一头扎到了基层，深入工人群众，和工人同命运共呼吸，曾发现和培养了郝建秀等女工典型。康克清撰文称她是“工会领袖陈少敏”。

　　为了捍卫工人的切身利益，陈少敏仗义执言。作为委员或代表，陈少敏在出席党的中央全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和妇联的会议时，总是代表工人群众大声疾呼，有时甚至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人直言进谏。她在给刘少奇、陈云、李立三的一个关于改善劳动保护条件、扩大生活福利设施的报告中，特别强调：“政治动员要有一定的物质保障，否则，职工的热情是不会持久的。”当陈少敏了解到工人对劳动保险条例迟迟不能公布很有意见时，她立即写报告给李立三并请转呈毛泽东和刘少奇。报告中很有肝火地说：“费了一年的工夫，起草一个劳动保险条例草案，群众眼巴巴地等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至今仍不公布。……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个要求并不高。工人群众不仅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并且不断进行捐献、义务劳动、劳军、救灾，政府也应随时照顾工人生活，使工人从切身生活上感到政府是自己的。”她认为这些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具体问题之所以没有迅速解决，“是工人阶级观点薄弱的具体表现”。她在报告中甚至气愤地说：“去年一年中，我们卖了很多狗皮膏药，狗皮膏药被我们卖光了，如果再不解决问题，只好卖西北风了。这个不要成本。”好在毛泽东没有因这些过激的话而怪罪于她。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陈少敏被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在中国工会八大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并担任全总党组副书记。1965年1月，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六

　　陈少敏坚持党性原则，敢顶逆流，从不向错误歪风让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贴出了惊天动地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顿时会场上气氛空前紧张。刘少奇在会上的处境可想而知，人们对他唯恐避之不及。此时陈少敏出现了，她跟着刘少奇走进了休息室，刘少奇坐下，她也坐下，他们是老上下级，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时，她在刘直接领导下工作。

　　“少奇同志，孩子们好吗？”陈少敏当着众人的面以汇报工作为名，主动与刘少奇攀谈生活上的事情，以示对刘少奇的同情和安慰。

　　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几个领导同志想“近水楼台先得月”，便直接移步陈少敏家中，请她谈谈中央全会的“内部情况”。她说，刘少奇挨批是真的，我想不通，有意见。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后来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来，她也就成了“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在向全总的领导干部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陈少敏难以抑制对刘少奇的同情和对林彪的不满，曾脱口而出地说：“现在谁都不要了，只要林彪了！”为此她遭到了全总造反派的多次围攻批斗，后又由康生批准，强行从北京医院拉到中山公园开批斗大会。陈少敏遭到百般凌辱，摁脑袋，掐脖子，扭胳膊，致使她的右肩关节脱臼。

　　可是，不管怎么挨批斗遭围攻，陈少敏就是坚决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她对前来索要材料的造反派说：“刘少奇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全总造反派押着陈少敏去看大字报。有张大字报诬称陈少敏与李先念是刘少奇的黑干将，诬陷陈少敏、郑位三等组织1946年中原突围的同志是“叛徒集团”。陈少敏旁若无人地大声嘲弄说：“不懂历史，信口雌黄！”1968年春，陈少敏在三O一医院住院，王震、李贞去看望她时，谈及“文化大革命”，她十分率直地说：“党内有些家伙总是要整人，刘少奇有什么问题要这样整？”

　　七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按照当时的说法，扩大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除台湾省外，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都相继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召开全会，解决中央的问题不正是大好时机吗？可是，这次会议却是在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等罪名的占总数的71%。中共八大选出的97名中央委员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的10人外，只有40人被允许参加十二中全会。中央委员不够半数，无法开全会，到了开幕那天，才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挑选出10人递补为中央委员，这才过了半数。

　　在出席这次中央全会的133人中，仅有59人是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其余74人则是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陈少敏作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出席这次会议，是在被“打倒”的状态中被中央点名临时解放出来并派专车拉进会场的。会议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进行。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全会将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操纵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用伪证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交付与会者“讨论”。在此之前的9月16日，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送的三大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行材料上，当时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江青竟丧心病狂地写下了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局代表”这样骇人听闻的批语；29日林彪在上面批道：“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绩的江青同志致敬！”

　　陈少敏是带着病参加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腿脚已经很不利落，按照医生的“判决”，她已经“病入膏肓”了。

　　对于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这些诬陷不实之词，刚直不阿又深知刘少奇为人的陈少敏，怒火中烧，满怀愤懑。在小组讨论会上，以沉默抗争。

　　“陈少敏，对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这是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你为什么不表态，不说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责问陈少敏。

　　陈少敏说：“身体不舒服。”

　　康生勃然大怒：“不舒服就请假出去！”

　　10月23日，反映小组讨论情况的《简报》中说：“陈（少敏）至今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报告没有明确态度，她今天在会上作了个很不像样子的所谓检查……一些同志对她提出了严肃批评，说她没有同刘（少奇）划清界线……”24日的《简报》中又说：“小组同志对陈少敏今天的发言东扯西拉、对审查报告始终不表示明确态度，两次提出批评，指出她政治上、思想上堕落到惊人的地步，一个农村老太婆的政治觉悟都比她高得多。”

　　应该说，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那场大会，是这届中央全会的高潮。

　　那时候，开会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而且也没有现在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鼓掌通过或举手表决。那天，播音员宣读完《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便开始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会堂里齐刷刷的手臂先后举了起来。有人举过头顶，有人借助桌面举起，也有人不那么情愿地抬起臂膀……

　　“好，一致通过。”

　　此时此刻，陈少敏并没有举手，她趴在桌子上，用庄严的右手紧紧捂住左胸，陈少敏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事后，康生听到反映，找到陈少敏，阴沉着脸责问：“你为什么不举手？”

　　陈少敏同康生打交道，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她深知康生为人阴险狡诈，她当然也知道，自己投下了这“惟一一张的反对票”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但她对权倾一时的康生并不惧怕，她掷地有声地回答道：“这是我的权利！”

　　“这是我的权利”这6个字在当时足以令人震撼！

　　八

　　1969年10月，林彪借所谓“战备疏散”把大批老干部赶出北京。那时的陈少敏已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且因脑溢血半身不遂，只能靠轮椅行动。全总造反派强令她迁往河南省罗山，硬是差人把她抬上了火车。

　　陈少敏被监管在罗山这个名为“五七干校”的地方，不准坐轮椅外出，未经审阅不准同外边通信；同时，她远在陕北志丹县插队的养子陈卫平被告知：与陈少敏通信，不得直书其名，而写“河南省罗山县全总五七干校转一号”。

　　罗山，原是豫鄂边区的老根据地，这里的村村寨寨都倾注过她的心血，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她从未忘记过这里的父老乡亲，这里的父老乡亲也从未忘记过这位被称为“陈大姐”的老领导。他们一旦得知当年曾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被蒋介石下令重金悬赏捉拿的陈少敏，眼下就在这里被秘密监管时，便以各种让负责监管人员无法拒绝的理由和形式，纷纷前来看望。那些老游击队员、老农会会长、老妇救会会长，忍不住围抱着陈少敏放声大哭。有的竟毫无顾忌地说：“这是怎么了，把人折腾成这个样子。他们不要你，跟俺们走，俺们要！”在罗山，虽然陈少敏的病情有了发展，身体越来越坏，但在精神上却得到了某些慰藉。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陈少敏得以被允许回北京治病。

　　1972年夏天，曾任豫鄂挺进纵队二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时任空军学院院务部长的宁淮来看陈大姐。他们高兴地谈到林彪的“折戟沉沙”，又从林彪谈到刘少奇的案子。宁淮说，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是全会一致通过的。陈少敏气愤地说：“一致个屁！表决时我就没有举手。”

　　在表决“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少敏投下了惟一的一张反对票，这是陈少敏一生最光辉的一瞬，是共产党的宗旨和真正共产党人的品格、节操的集中体现。

　　陈少敏“惟一一票”的这一秘密的披露始于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谈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时，高度评价了陈少敏在刘少奇问题上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称她投下了“了不起的一票”，同时坦诚地对自己当时违心地举手表示自责。后来，说到刘少奇冤案时，胡耀邦不止一次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1977年12月14日15时41分，陈少敏在北京医院溘然辞世。

　　1977年12月21日，陈少敏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等领导同志参加追悼会。中共中央委员、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主持追悼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马纯古致悼词。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悼词，在简要叙述了陈少敏的历史及其参加革命以来所任职务后，有一段准确、中肯且颇具特色的评述：“她为恢复和建立豫鄂边敌后党的组织，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斗争，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是我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