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共直南特委派时任冀南文化界抗日救国总会组织部长的刘同方，到河北垂杨县任县长。接到命令的刘同方立即行动起来，他打扮成一名私塾的教书先生，身着长袍，带着文房四宝，一路疾行向垂杨县赶去。途中，有日本鬼子设的很多关卡，凡过卡行人都要仔细盘查，一旦发现农民打扮，手上却无老茧者，就蛮横地认定为共产党，拉到宪兵队严刑拷打，反复审问。
刘同方经过关卡时，关卡守卫看到刘同方手上没有老茧，身着教书先生惯常穿的长袍，就一再打量刘同方。刘同方表现得镇定自若，对答如流。于是，守卫认为刘同方是一个普通教书先生，放行走人。就这样，刘同方过了好几道关卡都没露出什么破绽。来到最后一道关卡时，突然开过来一辆大卡车，车头插着两面“膏药旗”，到关卡前猛地停了下来，荡起一阵尘土，呛得人睁不开眼睛。急于过关卡的老百姓吓得连忙躲到了路旁。刘同方不动声色，站在了人群后面，静观其变。
只见从车上跳下来几个日本鬼子，个个脸红脖子粗，拿着大枪对着人群指指戳戳，嘴里还叽里呱啦大声嚷嚷着。紧接着从车上跳下一个翻译官，冲着小鬼子点着头哈着腰，不知在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翻译官喊道：“太君说了，现在谁也不准过关卡，统统跟皇军到宪兵队去，太君要看看你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共产党，谁不去就死啦死啦的，发现共产党，统统死啦死啦的。”说完，把过关卡的十多个老百姓连同刘同方，不分青红皂白地塞进大卡车，押往附近的宪兵队驻地。刘同方心头一紧，暗叫一声“不好”。可形势危急，只能先入虎穴，再寻脱身之策。
原来，这些日本鬼子是驻当地的宪兵队员，这天在村里烧杀抢劫、胡作非为后，到一个小饭馆大吃大喝，全都喝醉了，就趁着酒劲把关卡前的老百姓抓了起来。鬼子先是用枪托对这群人一顿毒打，打累了，又挨个搜身，凡是身上带的值钱的东西全部没收。鬼子从刘同方身上搜不出一个铜板，就把他的行李打开，一阵乱抖，没听到铜板撞击桌面的声音，却有一张小纸条被抖了出来。纸条恰巧落到了桌面上日伪报纸中间，醉醺醺的鬼子没有发现。刘同方知道纸条上面写着自己到垂杨县接头的地点，如果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他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沉着地想着应对之策。鬼子见他行李中没有一分钱，本就有气，现在又见他一个教书先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身凛然正气，更是火上浇油。于是，鬼子恶狠狠地问：“你是八路军的干活？”刘同方道：“我是教书先生，去垂杨县找私塾，当个教学养家糊口。”边说边慢慢地蹭到掉落纸条的桌子旁。鬼子们见问不出什么，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商人身上，并开始殴打商人。刘同方装着看报，走到桌前小心地用报纸盖住双手，慢慢地把小纸条藏到袖筒里。过了一会儿，他以上厕所为由，躲过监视，把那张纸条吃进了肚子里。
鬼子们把这十多个人都搜了个遍，把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抢走了，还不肯放人，又不由分说地把他们关进了监狱。第二天，鬼子对这些人又严加审问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异常，就把他们都放了。只是唯独不放刘同方。说刘同方看着像八路。多疑而凶残的敌人在狱中对刘同方实施了严刑拷打，皮鞭、烙铁、辣椒水……所有刑具都用了个遍，刘同方凭借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的斗争意志，没向敌人说出任何党的机密，更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一天，鬼子派了一个翻译，弄了几个小菜，带了两瓶好酒，来到关押刘同方的牢房。翻译见到刘同方，一脸媚笑地问好，邀请他喝酒吃菜，一边吃一边劝说道：“你这是何苦来？如果你真是共产党，承认了又何妨。太君说了，只要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就既往不咎，你又有文化，还会给你个官做。”刘同方义正辞严地说：“我确实是个教书先生，你让我当汉奸，还不如让日本人枪毙我算了。”那翻译一听，好生气恼，却又不甘心，于是压了压火气，皮笑肉不笑地威胁道：“你不用死不承认，别人早供出你来了，你在这里逞英雄装好汉，别人却花天酒地享福去了，你为这个受罪值不值呀？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刘同方反驳道：“既然有人这样说，那就让他来和我对质。”翻译哑口无言，无计可施，就气呼呼地叫来看守，气急败坏地命令道：“给我狠狠地打。”一时又把刘同方打得死去活来。
刘同方勇敢机智，在狱中和敌人巧妙周旋。半年之后在党组织的努力营救下才摆脱了魔爪。很快，他又投身于紧张激烈的抗日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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