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档案：铁瑛（1916-2009），原名任鸿让，河南省南乐县元村镇百尺村人。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浙江省第四届政协主席和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浙江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的坚强党性、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敬重和称颂。

  忠诚勤勉 担当敬业 

  1916年11月19日，铁瑛出生于河南省南乐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他主动追求进步思想，先后在河北省立第十一中学（大名中学）和保定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此间，  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他积极参加了1936年的“一二·九”运动。1940年初，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滨海军区临沭县独立营、独立团、教导团参加抗战，对敌斗争取得显著成绩。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铁瑛在山东军区、华东军区和潍坊、济南等城市负责警备工作。他深入了解当地敌情，认真学习中央的城市政策，很快适应新的工作任务，为军区首长、机关和城市的安全和稳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到上海市公安总队工作，坚决打击敌对破坏势力，努力维护上海的社会秩序。特别是面对当时金融投机分子的挑战，在市委、华东局领导的直接指挥下，他奉命率领部队封锁上海证券大楼，一举取缔非法金融投机活动，为稳定上海金融市场、恢复经济发展、保障工商业者正常生产经营奠定了坚实基础。1960年，他调至舟嵊要塞区工作，在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的严峻形势下，认真分析敌情，狠抓战备施工，搞好军政训练，呕心沥血，把区内40个设防岛屿建设成了钢铁长城、海上堡垒。

  1977年2月担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后，铁瑛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工作精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促使浙江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铁瑛时刻惦记着山区人民的致富问题。他常说：无论实现四个现代化还是小康社会，山区人民富不起来，这个目标就不能算实现。自1980年开始，他连续三年深入到26个山区县逐个调查研究，直接倾听最基层的乡、镇、村干部以及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从政策和经济上关心、支持山区经济的发展，并提出绿化荒山、绿色浙江的奋斗目标。1980年4月2日至18日，铁瑛到建德、开化、常山、江山、衢县、金华、武义、浦江等8县调研，广泛听取意见，探讨对策，明确提出：建设山区是浙江“四化”建设的战略问题。1981年5月至6月，铁瑛再次到金华、缙云、丽水、龙泉、青田、东阳等10个山区县调研，着重研究了山区各业生产责任制问题。1982年5月至6月，铁瑛第三次到临海、乐清、永嘉、苍南、文成、泰顺、盘安、东阳等8县调研，然后大范围召开研讨会，最后形成了《端正思想路线，把山区建设搞上去》一文，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1983年担任中顾委委员和省顾委主任后，铁瑛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着力发挥参谋作用，为推进领导干部新老交替、培养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促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93年7月离休后，他卸职不卸责，年高不懈怠，围绕省委工作大局，积极发挥余热、出谋献策，为浙江省改革发展稳定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

克己奉公 修身正行

   铁瑛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得到了爱人苏佩兰的极大支持。他俩并肩作战，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携手走过艰苦与幸福的50年。夫妻俩一直乐于助人。在国家困难时期，铁瑛的工资除了养育子女外，每年都拿出很大一部分帮助有困难的烈属、家属和周围的同志。苏佩兰筹办了部队第一家电池厂，解决了许多年轻军人家属的就业问题；她还组织家属每月去部队为战士们洗衣洗被，缝缝补补，战士们都称她为好妈妈。

  上世纪60代初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苏佩兰响应国家号召，带头复员，放弃了离休干部的待遇，为国家减轻负担。即使在担任省妇联副主任期间，她也从未拿过一分钱工资，完全是义务工作。铁瑛到省里工作后，去北京的机会多了，但苏佩兰从没有跟铁瑛一起去过北京。直到铁瑛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俩才去了一趟北京、天津和河南老家，所有费用都是他们自己掏的腰包。

  铁瑛共有四女三男七位子女，其中二女儿铁滨聪明乖巧，被铁瑛视为掌上明珠，女婿张海洋是名军人，工作踏实勤奋，铁瑛对这个女婿非常满意，也非常喜欢。他常常告诫子女们不要依靠他的地位和名望托关系走后门谋私利，要凭自己的真本事干好工作自食其力。

  1979年底，张海洋从安徽省军区到杭州探亲休假。一天下午，外边下着雨夹雪。张海洋和岳母在家闲聊。张海洋问岳母：“爸爸因长期参加革命工作落下了风湿病。天这么冷，他老人家撑得住吗？”岳母道：“每年冬天，他胳膊腿都会疼。可是，再怎么难受他都坚持工作，从未离开过岗位。这不，又有好几天没回家了。”张海洋笑道：“您老多操心，让他穿得厚厚的，总好些。”岳母道：“我正发愁呢！秋天，省里发起为边远老区人民募捐活动，你爸爸不仅带头捐了工资，还把他的棉衣裤和棉被捐了出去。我怕他冬天冷引起风湿疼，就不想让他捐。他说，单位比家暖和，穿着那件多年的棉衣裤再盖一件毛毯就能睡着。这比战争年代要幸福多了。”

   这时，电话响了。岳母放下电话开心地对张海洋说：“真巧！舟嵊要塞区有人来这里开会，把你爸爸部队发的棉衣裤和棉被捎带过来了。他们乘坐的火车晚上六点半到站。你到那里接一下吧。”张海洋看看表，都过五点半了，便起身要去。一开门，雨夹着雪仍然下得很紧。张海洋怕耽误事，便问岳母：“能不能派一辆车去接一下？雨雪下得太紧了。”岳母连忙摆手说：“这是我们私人的东西。你爸爸是决不允许走后门、公车私用的。你还是乘公交车去扛过来吧。”张海洋了解铁瑛的脾气，就冒着雨雪站在路边等公交去了。接了东西后，还要等公交才能回家。张海洋扛着包裹挤了上去。售票员看到他的包裹太重，就让他买了两张车票，一张是乘用票，另一张是行李票。下车后，张海洋扛着大包小包，顶风冒雪走了一公里才回到家。

   事后，张海洋和岳父闲聊时顺口说起了这件事。张海洋说：“当时天非常冷，还下着雨雪，我挤公交、步行，把那么重的行李为您扛到家。当时脑子里有两种想法。一是有点自豪，省委书记家就该这样，一点也不占公家的便宜。二是有点泄气，一个堂堂的省委书记连个车都不派，还不如我在合肥警备区当个小科长，这么一大包衣被，给机关小车排说说，起码能派辆吉普车去接一下。”铁瑛非常严肃地对张海洋说：“海洋，你第一种想法是对的，第二种想法是不对的。用公车干私活，那就是走后门的行为。咱们自己把东西扛回来，虽然受了点罪，但那是自食其力，是对的。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要走后门，要自食其力。”

   1996年，张海洋的儿子大学毕业了。由于省里不再搞计划分配，张海洋每天都在为儿子的工作着急。一天，恰巧遇见一位熟人，是省商检局某办公室主任。他对张海洋说：“你可以找找我们局长，看看能不能让孩子到商检局工作。况且，孩子学的专业也符合商检局的业务需求，在这里上班既能发挥他的专业特长，也能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我觉得这不算是走后门的。”张海洋觉着有道理，便找到局长。没想到局长面露难色，说：“按说我们局也需要这样专业的人才。孩子又是铁瑛书记的外孙，品行肯定很好。我们非常欢迎他来我们单位工作。不过，我们局由于严重超编，去年局里开了班子会，决定近五年不再新增编制和人员，任何人都不许开这个口子。去年就收到了不少递过来的条子，我们一个也没让进。今年也不好开这个口子啊。”张海洋听罢，也不好再说什么，便回家来。

   铁瑛的秘书看到张海洋整天着急的样子，便问何故。张海洋就把给孩子找工作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出于好意，他对张海洋说：“你们可以找找首长嘛，首长与那位商检局长是很熟悉的。”张海洋道：“爸爸常常要求我们不要走后门，要自食其力。他从不找别人走后门，也不允许别人找他走后门。所有家庭和个人的事，我们从来不找他，怕惹他老人家不高兴。”秘书笑道：“你不好意思向首长说，我替你说。到时候你最好和铁滨一起在场。铁滨可是首长的宝贝女儿。首长应该不会拒绝的。”张海洋点头答应。

    没过几天，张海洋接到铁瑛秘书的电话，让他赶快到省委大院来。张海洋和铁滨连忙来到铁瑛的办公室。秘书见他二人同时来到，一边招呼他们坐下，一边倒着茶水，对铁瑛笑道：“首长，他二人有个事想跟你谈谈。孩子大学毕业了，想到商检局去……”话还没说完，铁瑛的脸已经拉了下来。他严厉地看着张海洋和铁滨，问道：“这就是你们不敢对我明说，就托秘书同志给我说的事？”铁滨连忙笑道：“爸爸，你外孙学习的专业很适合在商检局工作，商检局也需要他这个专业的人才。他不是想当官，只是想找个能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的岗位。这不算是走后门，是不是？爸爸就给你外孙通融通融吧。”铁瑛语重心长地说：“工作不要挑挑拣拣的，并不是非要到省里工作才能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那么多基层和艰苦的地方，同样能发挥一个人的才干，也同样能锻炼人。那里更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再说，商检局自然有他们定下的人事制度。你们这个事，叫我去通融通融，其实也是走后门，这样不合适吧？依我看，我们就不要为难商检局的同志了。”铁滨还想再说些什么，只见铁瑛摆摆手，坚定地说：“孩子既然上过大学，有文化，有能力，就能自食其力，是不必走后门的。靠走后门得来工作岗位，对孩子今后的成长是不利的。在这方面，我是有原则的。”张海洋、铁滨听罢，也就不再言语了。

    信仰似铁 品行如瑛。铁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孜孜以求，恪尽职守，殚精竭虑，在工作和生活中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清风传家。他用“忠诚勤勉、担当敬业、克己奉公、修身正行”书写了一个开国少将的本色人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丰富，他的子女们逐渐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并不约而同地把这项优良家风传承了下来，受益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