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杨”称谓的缘起

        在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尤其是中央领导人中，有传之久远的“三杨”之说。何谓“三杨”？这里说的是，中央红军在长征前和长征途中，已经在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和红三军团第四师担任正团级职务的杨得志、杨成武、杨勇。当时，他们只有20 岁左右，分别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和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政治委员。他们是红军中层指挥员的优秀代表，所率部队均为各自军团的主力，都以卓著战功享誉中央红军。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1934 年3 月《红星》曾发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撰写的题为《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起来》的社论，号召全军团的部队都要学习杨得志任团长的第一团的敢打敢拼精神。也是在这年的3 月，在军团召开的运动大会上，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和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又亲手将写有“英勇冲锋的红四团”八个大字的锦旗颁发给被誉为“模范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在受“左”倾错误影响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多次险恶战斗中，杨勇任团政治委员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给国民党“围剿”军以重大杀伤，但部队自身伤亡也很大，尤其在蜡烛形战斗中部队伤亡过半，其中第八连仅剩20 余人。面对这种局面，部队也丝毫没有气馁，仍然表现出英勇果敢、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

      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杨得志、杨成武和杨勇所率领的三个团均经常担任中央红军的前卫和先锋，披坚执锐，视死如归，敢打、善打大仗、硬仗和险仗。

作为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的杨得志，同政治委员黎林率部从江西瑞金地区出发，一马当先，为中央纵队开辟道路：不分昼夜强行军，袭新田、占剑河、越施秉、过黄平，连战皆捷；强渡乌江天险，全歼嵩明县城守敌；渡金沙江，抄近路，模范执行民族政策，保证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奇袭安顺场渡口，组织十七勇士强渡惊涛骇浪、险滩密布的大渡河，抢占滩头阵地，为后续部队打开通路。

     作为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先后同团长耿飚、继任团长黄开湘率领所部昼夜兼程， 血战湘江，率先突破乌江，为中央红军开辟前进通道；迅速抢占娄山关、桐梓，保卫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智取禄劝、武定、元谋， 佯攻昆明， 屡战屡胜；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昼夜奔袭240 里，组织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彻底破灭了蒋介石妄图使中央红军像太平天国石达开部队那样全军覆灭的美梦，受到中革军委的嘉奖。

    作为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政治委员的杨勇，相继同团长沈述清、代理团长杜中美率部接连突破四道封锁线，率先渡过湘江，进至界首，阻击堵截的国民党军，沈述清、杜中美相继牺牲，以沉重代价掩护中央红军渡江，谱写了血战湘江的悲壮历史；随后，又同新任团长陈连华率部四渡赤水，南下贵阳，直逼昆明；同继任团长黄珍率部渡金沙江，过大渡河，翻夹金山。

     又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解放战争血雨腥风的战火洗礼，杨得志、杨成武、杨勇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分别担任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第五兵团司令员。

“三杨（阳）开泰”，率部赴朝参战

     朝鲜战争爆发后，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从1950 年10 月至1951 年初，志愿军经过三次战役歼敌七万余人，把侵略军赶过三七线附近，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是，经过两三个月的反复激烈较量，敌我双方都逐渐地摸清了双方的长处和弱点。

    在对敌我双方优劣条件及战争形势进行全面分析后，毛泽东等人作出了战争将呈长期化的判断，毛泽东和周恩来果断决策：以志愿军部队的轮番作战，应对抗美援朝的持久战。他们认为，实施轮番作战，不仅能够很好地解决志愿军作战部队的休整问题，还能够使国内更多部队得到实实在在的现代化战争的锻炼，从而获得成功进行现代战争的经验。

   1951 年2 月上旬，即在第四次战役进行期间，周恩来主持起草并于8 日审定了《中央军委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指示》提出了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其中决定将杨得志任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杨成武任司令员的第二十兵团作为第二番部队赴朝参战。

   3 天前的2 月5 日，周恩来在会见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治委员李志民时，已将中央军委的这个战略意图告诉他们，并强调：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军事斗争，也是一场很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国人民关心着你们，全世界人民也看着你们，实际上是看着我们整个国家。这一点要让全军的同志都了解、都记住！”又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来，叫做‘三杨（阳）开泰’！”

  正好再过一天，就是正月初一了。周恩来借出自《易经》、寓意吉祥的“三阳开泰”，期望他们率部前往朝鲜参战取得好战绩。

杨得志首先率部赴朝参战

   1951 年2 月中旬，杨得志、李志民率领已改换为苏联武器装备的第十九兵团入朝，并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组成右翼突击集团，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4 月中旬，杨得志和李志民签署给兵团指战员的《打好出国第一仗的战斗动员令》，响亮地提出：“这是我们出国第一仗，我们要旗开得胜，全力打好这一仗。”“要在第一仗中经受考验，要在第一仗中立功。”“你们大显身手的机会来到了。”“不管我们面前的敌人是美国兵、英国兵，还是李匪军，都要狠狠地打、痛痛地打，怎么打得重就怎么打，怎么打得狠就怎么打，怎么能彻底消灭敌人就怎么去消灭。”这个《战斗动员令》极大地鼓舞了全兵团指战员的士气。

   4 月22 日，第十九兵团在朝鲜开城至涟川西南地区发起攻击，随后进入阻击战，在“联合国军”空军、坦克、步兵、炮兵发起的联合进攻中，牢牢坚守住阵地。第十九兵团和第九兵团、第三兵团以及朝鲜人民军部队并肩作战。直到6 月10 日的50 天里，共歼敌8.2 万余人，粉碎了“联合国军”企图将战线向北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的企图，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迫使“联合国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并于6 月30 日表示愿意接受停战谈判。朝鲜战局由此转入相持局面，战场形势开始稳定下来。

    其间，彭德怀在杨得志等的陪同下，专程赶到坚守阵地12 昼夜、顽强抗击美军4 个机械化师轮番进攻、歼敌1.5 万余人的第六十三军休整地看望全体指战员，深情地说：“祖国和人民忘不了你们，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952 年7 月，杨得志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这时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已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的邓华工作重心主要放在朝鲜停战谈判上，因此杨得志肩负起指挥志愿军作战的重任，参与指挥于10 月14 日开始的反击美军所谓“金化攻势”的上甘岭战役。

   上甘岭是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的前沿阵地，位于朝鲜江原道金化郡五圣山南麓约4公里处，其597.9 高地、537.7高地，像五圣山伸出的两个拳头，从东、西两端楔入“联合国军”阵地，直接扼制着金化至金城的唯一公路。美军发动“金化攻势”的目的，就是要攻占这两个高地，夺取五圣山，改善其防御态势，破坏志愿军的战术反击。上甘岭战役至 11 月25 日结束。在43 天攻防战中，美军对仅有3.7 平方公里的志愿军阵地，投掷炸弹5000 余枚、发射炮弹190 余万发，将阵地土石炸松达2 米之深；志愿军打退敌人900 多次轮番冲击，以击落击伤敌机274 架、歼敌2.5 万余人、志愿军伤亡仅1.1 万余人的战绩，创造了依托坑道工事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彻底粉碎了美军的“金化攻势”。

   上甘岭战役中的志愿军部队，涌现出抗美援朝战争一次战役中最多的战斗英雄和功臣。其中，有以血肉之躯堵住敌人机枪眼、为反击部队打开冲锋通道的新任班长黄继光；有双腿被炸断仍坚持指挥战斗、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排长孙占元；有在阵地仅剩1 人仍坚守阵地、击退敌人41 次冲锋、歼敌280 余名、最终守住阵地的新战士胡修道……上甘岭成为美军的“伤心岭”。上甘岭战役震惊了世界，自此志愿军已完全掌握了正面战场的主动权。

   上甘岭战役期间，毛泽东为志愿军拼死斗争精神所鼓舞，在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给致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等志愿军领导人和全军指战员的贺电中说：“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杨成武率部赴朝参战

   1951 年2 月，杨成武担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6 月和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南生率领同样改换为苏联武器装备的第二十兵团入朝参战。临行前，毛泽东接见了杨成武、张南生。他在边抽烟、边喝茶的随和气氛中向他俩交代：“经过几次战役，我们的战略反攻已经完成了保家卫国、援救兄弟邻邦的主要任务，现在实行战略防御就是要巩固前一阶段的战果。”“我们的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在进行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斗争的同时，争取和谈，以打促谈。”“要坚持这个战略方针，不能轻易放弃一寸土地，不能轻易后撤。”“现在中央已经决定，今后‘要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准备以21 个军分三番在朝鲜轮番作战。”又说：“你们二十兵团入朝后，在朝鲜东线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敌人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把防线稳定在‘三八线’与‘三十八点五度线’之间。”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志愿军司令部的作战部署，杨成武和张南生指挥所部一部兵力取得9 月反击敌人多次试探性进攻和“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即“立体战争”）的初战胜利后，于9 月29 日至10月22 日率领第二十兵团，参与指挥了三八线东线秋季防御作战。在金城、淮阳地区，以工事与火力结合、勇敢与技术结合、打坦克与打步兵结合的机动灵活作战，坚决地顶住了敌人持续不断的步兵、空军、炮兵和坦克联合进攻的“绞杀战”。这是志愿军入朝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阵地防御作战。

   在战斗最为紧张的关键时刻，杨成武十昼夜未曾上床睡过觉。在金城以南的三天激战中，第二十兵团就歼敌1.7 万多人，重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美军第七师，并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单日歼敌最高纪录。在秋季攻势第二阶段的10 天作战中，第六十七军以击毁敌坦克39 辆和击伤8 辆、击落击伤敌机14 架、毙伤敌人2.3 万多人、自身伤亡仅 1.1 万多人的战绩，粉碎了敌人对第六十七军防御阵地的重点进攻。经过24天激烈的秋季防御作战，第二十兵团歼敌7.9 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圆满完成预期作战任务。为此，《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惊呼：“现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的是美国军队，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的话，他们在今年冬天将付出更大代价。”至此，志愿军相继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共歼敌15.7 万余人，迫使美方不得不于10 月25 日重新恢复朝鲜停战谈判。

   紧接着，根据志愿军司令部以打促谈、趁敌疲惫之际进行局部战术反击的统一部署，从10 月30 日开始，杨成武和张南生又率部以绝对优势火力和适当兵力，对“联合国军”突出、暴露或防御薄弱的营以下阵地，连续地进行局部战术反击作战，攻占30 多处敌军阵地和岛屿，歼敌1 万余人，又一次迫使美方不得不放弃其无理要求，转而接受中朝方面提出的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有力地推动了停战谈判。

杨勇接任第二十兵团司令员赴朝参战

   1953 年4 月，杨勇奉命接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一职，他是“三杨”中最后一位赴朝参战者。5 月下旬至6 月中旬, 他同政治委员王平率部参加夏季反击作战，并于7 月指挥了金城战役。

   在夏季反击作战中，从6 月10 日至15 日的6 天时间里，第二十兵团所属的第六十军歼灭李承晚军队1.48 万人，并首创阵地战以来一次进攻作战歼灭敌军一个团的范例。这期间，第六十七军也歼灭李承晚军队1.35 万人。

   随后，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战役部署，杨勇和王平将参加金城战役的5 个军、15个师的兵力编组为西、中、东3 个突击集团，在第九兵团一个军的配合下，并在斗智斗勇、勇在智中的博弈中，将公开叫嚣“反对任何妥协”、要“单独打下去”的狂妄的李承晚军队作为打击重点，攻占其金城以南突出部地区。杨勇强调：各部队不仅要正面突破、层层扒皮，还要运用我擅长穿插作战的优势，猛插敌营，让其失去信心、溃不成军。穿插部队不管多大规模，只要插进去就是胜利。

   7 月13 日金城战役开始。在1100 余门火炮的掩护下，志愿军向正面的李承晚军队发起猛烈攻击，并在1 个小时内全部突破25 公里的坚固前沿阵地，突入纵深最远达18 公里。其中，第六十八军第六〇九团第二营组成的渗透迂回支队先头侦察班（此为第六〇七团配属该营的），在副排长杨育才的率领下，在敌后奇袭李承晚军队首都师“白虎团”团部，缴获白虎团团旗——“优胜”虎头旗，并顺势歼灭美军第555 榴弹炮营及前来增援的李承晚军队首都师机甲团第二营大部，共歼敌97 人，俘敌19 人，并创造了包括杨育才在内的13 人无一伤亡的奇迹。到27日，经过14 昼夜的拼杀，第二十兵团击退敌人排以上兵力1000 余次反扑，向南扩展阵地160 多平方公里，连同四兵团第二十四军作战，共歼敌5.3 万余人。比预计歼敌1.5 万人，足足多了近4 万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凸显出来的强大作战威力，再次震撼世界。由于“联合国军”在军事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严重受挫，“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再也打不下去了，不得不在拖延达两年之久的《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上签字。可以说，金城战役是收官之战，自此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综前所述，“三杨”先后率部入朝参战，在朝鲜战场上充分发挥了各自高超的军事指挥才干，指挥志愿军打出了国威、军威。1952 年6 月，杨成武因病奉命回国治疗；1952 年7 月、1954 年10 月，杨得志先后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司令员；1954 年2 月、1955 年4 月， 杨勇先后任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司令员。

被委重任，再立新功

  “三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立下突出战功，随后被不断委以重任，在不同岗位上再立新功。

    1955 年9 月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三杨”均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衔时，杨得志、杨成武、杨勇的年龄都不大，分别是44 岁、41 岁、42 岁。

    杨得志历任军事学院战役系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79 年春，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为维护祖国西南边境的安全作出了新贡献。

   杨成武历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及京津卫戍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部队司令员、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事组组长、福州军区司令员等职。

    杨勇历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研究员）

（原载《百年潮》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