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亦华原名王朝伟，又名王文焕，1900年生于河南省濮阳县曲六店村。王亦华是濮阳一带入党最早的人。2009年入选河南省“6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王亦华自幼随父入塾读书，16岁考入县立高小学堂。18岁考入直隶省立大名十一中学。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十一中读书的王亦华，率领学生在大名城乡开展“内除国贼、外争国权”的爱国宣传活动。1920年王亦华中学未毕业便考入了天津高等工业专门学校。1923年，王亦华考入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同年，即由同学师志真、卢彦彰介绍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党组织决定让王亦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任国民党北京市区党部委员，并作为俄文法专学生代表参加“北京学生总会”，主管总务工作。1925年至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领导和推动下，北京爆发了以推翻段祺瑞政权，组织国民政府为目标的大规模群众示威运动。王亦华率领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分散街头张贴标语和布告。这次革命得到全国各地响应，迅速掀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国民运动。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段祺瑞政府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惨案后，为鼓舞群众革命斗志，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王亦华等在北大为死者举行了追悼大会。
          1927年3月，经王亦华辗转介绍，大名七师学生中共党员赵纪彬、刘大风、李大山等3人与中共北方区委取得联系，从此中共大名七师党组织归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北方区委决定让刘大风去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赵、李二人仍回大名开展工作，并指示建立中共大名特支。中共大名党组织和中共北方区委取得联系，对中共直南地区党组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王亦华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
           1927年7月，王亦华回到濮阳。这时，以李素若为书记长的国民党濮阳县党部已经成立，其成员有赵纪彬、谢台臣、李步庭等，均为跨党党员。王亦华也被邀参加县党部为农运部长。同年10月俄文法专并归了国立法政大学，卢彦彰通知王亦华回到了法大。回校后，适逢北京党组织遭到一次严重破坏，中共北方局、北京市委党员干部数十人被捕，他的联系人杨鹤云和刘愈之也被捕，王亦华从此就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
         1928年春，王亦华从北京法政大学毕业返回濮阳后即筹建濮阳中学，亲任训育主任。工作就绪后，即找李素若、赵纪彬等谈组织关系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答复。李素若对他说：“国民党县党部是在1927年那个基础上建起来的，还是1927年那样，有你一份执行委员。没什么，不影响你在中学的工作。”王亦华虽是县党部成员，但他的中共党组织关系未恢复，因此对李素若、赵纪彬等很有意见。而中共濮阳县委负责人则认为：“王入党最早，和党内上层人物联系颇广泛，应先到省委了解王回濮阳是否和上级党有联系，然后再作处理。” 当时因为濮阳西区农运开展迅猛，未能向省委及时反映，王的组织关系也就悬而未决。
       1929年，濮阳温邢固农民斗争事件发生后，河北省政府指责濮阳县党部“拥共左倾”，县党部成员一下子都成了通缉对象，王亦华便到沈阳一中任训育主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王亦华回家务农。1932年初，王亦华赶赴天津，在天津工业稽核所当稽核员；1933年春回北平参加“教联”（党的外围组织），并和张苏、谷镜波、刘培之等共同筹办八德中学。当时八德中学教员多为中共党员或“教联”成员，“左”的名声很大，很短时间即被责令停办。1933年夏，王亦华去山东任省立第三中学训育主任。1934年7月该校发生了驱逐反动校长和英文教员的学潮，他因涉嫌支持学潮而被辞退。1935年初，王亦华又去天津，先在天津戒毒所当教员，后经刘培之介绍到天津高等商业职业学校任训育主任。1936年夏，在商校因支持学生运动复被辞退。
          1936年8月，王亦华又到北平成达中学任史地教员。在成达中学任教期间，王亦华不禁流露出失掉党组织关系的忧郁心情。后经张苏查明情况后与之亲切交谈，王亦华才深刻认识到：“在濮阳的工作，主观上虽作了不少努力，洁身自爱，坚持与劣绅斗争，但因没有积极地争取恢复党的关系，取得党的帮助，因此一切都是失败的。为什么没有积极地争取呢？主要由于个人英雄主义。1928年回县找赵纪彬、李素若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时，他们含糊其词不理不睬，因此对赵、李不满。错误地把党的组织原则看成个人关系。”所谈情况经组织调查属实后，即由张苏负责恢复了他的党籍。
         1936年10月，王亦华遵照中共北方局军委指示，加入“青红帮”做军事工作。1937年军委联系人杨宇樵（解放后改名史甑，曾任济南市副市长）让王亦华去找河南监察使方觉慧，想通过方的关系将活动在驻马店一带的一支队伍改编过来。行至开封得知这支队伍已由叶剑英和方谈妥，被新四军改编后集中南下，王即返回北平。1938年初，中共北方局军委派王亦华去“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工作。主要任务一是同天津“民先”接头，将该会出版的《时代周刊》交由“民先”发行；二是北平有人经天津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或去南方工作，由王负责联系并告诉其行走路线和接头方法。在天津这个敌占城市做地下工作，是极其危险的，而王亦华有勇有谋，多次化险为夷。
         1939年春，党组织决定派王亦华到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工作。中共北方分局分配王亦华夫妇到民族革命中学当教员，不久调到五专署筹备《前卫报》工作，1940年底又调到晋察冀边区政府任总务科长，1942年9月被任命为边区印制局局长，肩负起印制“晋察冀边区银行钞票”的重任。当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处于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历史阶段，敌人不断进行“扫荡”，华北地区又大面积灾荒，筹粮十分困难。针对战争环境，上级决定实行“精兵简政”，要求“行动军事化、生活战斗化、生产突击化”，保证“使我们的边币像枪弹一样，不间断地射向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王亦华领导的一支600余人的印币工人队伍，艰难而顽强地工作着。在生活上，职工都以高粱、黑豆和自种的大萝卜为主食，叫做“花料”，只有病号才能吃小米粥。艰苦的战争环境加之繁重的体力劳动，使王亦华和许多职工干部先后患了痢疾、疟疾、夜盲。但他除坚持领导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外，还经常深入车间指导生产，使这支技术队伍精神饱满、干劲倍增，及时完成上级规定的印钞任务。
        1943年9月，敌人发动了极其残酷的秋季大“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对整个北岳地区几乎每个村庄每道山沟都进行包围清剿。印钞厂接边区政府命令“立即停止生产，做好准备待命转移”。在紧急情况下，王亦华镇定地作了周密部署：让各单位速将机器设备、半成品、原材料等埋藏在山洞中、河滩旁或庄稼地里，并做好伪装，严防敌人发现。然后带领干部职工举行宣誓仪式：“不论遇到何种危险，决不屈服，决不投降！”这支印刷队伍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机智地突破敌人层层封锁，从河北省平山县迂回到山西省雁北地区打游击。他们每到一地，都遵守纪律，主动帮助群众干些农活，所以走到哪里都深得群众拥护。敌人“扫荡”失败之后，紧接着又实行经济封锁，妄图从财力物力上摧垮抗日根据地。王亦华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带领职工干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除种菜之外，职工们还学纺线、饲养猪羊、做肥皂、办卷烟厂。印刷局还与阜平县高街村合资经营了一个卷烟厂和货栈。通过大生产运动，彻底战胜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全国抗战胜利后，晋察冀边区军民迅速收复了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市。王亦华奉命率队从平山县出发，跋山涉水火速赶赴张家口接管当地印刷厂。经过短时间整顿和教育，工人们都积极投入了生产，印刷工作紧张有序地高效运转。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8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指示印刷局转移，王亦华边组织撤退，边坚持生产。印刷厂迁至阜平后，王亦华根据职工家属的生活情况，又办起了职工家属合作社和卷烟厂，使家属人人有活干，家家有收入，增加了经济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达到家属满意职工安心，全力以赴地支援解放战争。1948年夏，王亦华任华北银行发行处处长。他奉命赴华东，与北海银行领导商讨如何使两个地区的印钞力量配合，完成全国大反攻形势下繁重的印钞任务，同时研究解放区货币走向统一前的准备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王亦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局长。王亦华在印钞厂陆续进入大城市后，特别注重干部对工厂现代化的管理水平。他除大力号召干部职工向接管留下的人员学习业务知识和管理经验外，还从各厂选派大批干部和青年，送到人民大学及其他专业学校学习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并通过地区间的干部交流互调，使各印钞厂的有益经验得以互相促进，提高了印钞战线的工作水平。在新中国货币改革，特别是在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展新中国印钞事业上，王亦华耗费了大量心血，主持印刷了第一、二、三套人民币和一套金属辅币的工作。
      1984年2月5日，王亦华病逝于北京，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