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将鲁西和冀鲁豫合并为冀鲁豫边区。这时，日寇正集中兵力进攻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我抗日根据地，政治上连续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军事上不断“扫荡”、合围、“蚕食”和“清剿”，经济上严密封锁，积极破坏，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先后掀起第一、二次反共高潮，在敌后的部分顽军也由与日寇秘密勾结到公开伪化。从1941年1月到1943年12月，冀鲁豫边区军民经受了日伪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顽军高树勋、孙良诚等部以及土杂武装的不断骚扰破坏。根据地军民处在敌伪顽三面夹击之中，根据地面积明显缩小。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历史上罕有的旱灾和蝗灾，边区抗日根据地处在极端困难的时期。 

     严重的旱灾与蝗灾

       1942年从春到秋，冀鲁豫边区遭受严重的旱灾，连续数月滴雨未落，有的地方玉米叶一燃就着，麦秋几乎绝收。尤其是1943年，旱情更加严重。“旱生蝗虫涝生鱼”，继旱灾之后，1943年夏秋，边区大部分地区蝗灾又至，严重地区，飞蝗遮天蔽日，几天竟能把大片秋禾全部吃光。有的老百姓思想迷信，认为这是神虫，不敢扑杀。就这样，蝗虫所经之地又下卵，一月之后，卵又变成蝻，继续危害蝗虫吃剩下的庄稼。

       这场历史上罕有的旱蝗灾害，给边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边区灾民达120万人之多，他们先以树皮、野菜充饥，继而当卖家具、土地、儿女妻室，换回少许粮食维持生命，甚至有暗吃人肉现象。边区灾民病饿而死，露尸荒郊者不计其数。南乐县1942年就饿死1.7万余人，清丰县饿死2.7万多人。大部分地区十室九空，逃亡他乡者甚多。边区轻灾区508个村庄，约30%的群众外逃，重灾区1050个村庄，约70%的群众外逃；牲口减少更属严重，据内黄32个村调查，原有牲口1012头，1942年底只剩下354头，1943年春几乎全部吃掉卖掉。面对灾荒，冀鲁豫区党委遵照中央指示，领导边区人民克服重重因难，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展轰轰烈烈的救灾运动。 

采取措施，积极领导生产救灾

       纵观冀鲁豫边区的生产救灾斗争，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组织广泛的社会教济。为了挽救灾难深重的灾民，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齐动员，齐心协力组织赈济。抗日政府在两年中向灾民贷款约1亿元。沙区的重灾区村庄，每户平均达2400元。各级党政工作人员响应边区政府号召，每人每天节约1两小米，部队每人减到1斤5两(小两制，1斤=16两，1两=31.25克)，1943年4、5、6三个月中，军队每人每月节约小米5斤，马匹节约饲料10斤，全区节省小米约1500万斤以上。节约的粮食，除供给灾区度荒外，还将一部分拨给冀南作为生产粮投资。濮范观中心区发扬革命友谊，1942年支援清丰、南乐、卫河、顿丘等县粮食432万斤。此外，边区党、政、军、民大力开展募集糠菜运动，解决灾民燃眉之急。

     二是普遍开展借粮运动。为帮助群众度难关，党和政府组织和发动群众向地富借粮，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既要借粮，又不能影响团结抗日。为此，党和政府出面协商，说明借粮是积德行善，救人活命的好事，也是对抗战的贡献。规定借粮时留够地富全家吃用的，有借有还，如过期不还，政府以公粮作抵。南乐县还通过地主、富农家的佃户、雇工摸清埋放粮食的地点，如说没粮可借，就当即说破。经过艰苦细致的宣传和斗争，许多地富拿出粮食借给灾民，仅内黄北冯村大地主刘永合家就借出粮食56石，整个沙区向地富借粮55200余斤，三、四分区仅1942年就借粮350万。

      三是开展赎地斗争。由于1942年夏秋的旱灾，不少灾民把自己的土地、房产廉价出卖，失去了主要的生产资料，衣食无靠。为此，1943年7月，遵照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布的救灾指示，冀鲁豫各受灾县县委召开工作会议，宣布了党的回地政策，即在灾害中农民卖给地主的土地要重新赎回来，地主必须准许，而且规定了中农一般不动，富裕中农协议等有利于团结的办法。经过说理，烧契，许多土地重新回到贫苦农民手中。政府组织民兵武装，保护群众秋收，生产得到了恢复，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四是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1942年1月28日和2月4日，中央先后颁发《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的指示》，指出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大灾荒发生后，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减租，即佃户交地租“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同时规定，佃户给地主担水每口人一斗粮（一斗相当于12.5斤），喂牲口每头三斗粮，铡草、出粪、垫圈，东家管饭；拉土修房、出差，东家管饭、拿工钱等。减息，就是对高利贷“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即“借贷一律改为10个月为一期，最高利息不得超过一分半。对抗战前的借贷，如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二倍者，本利停还”。与此同时，冀鲁豫边区普遍执行了合理负担政策。1940年9月，冀鲁豫行署颁发了《整理田赋地亩暂行办法草案》，对地亩标准与划分等级、地亩登记办法、田赋整理与过户办法等作了具体规定。在此基础上，还规定：每人扣除一亩标准地不拿负担，其余按占有土地实行累进税，每人平均四亩地者，交三亩地公粮，五亩至七亩地者，每亩交一亩二分地的公粮，八亩至十亩者，每亩交一亩五分地的公粮，十亩地以上者，每亩交二亩地的公粮。这样，基本上做到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负担，中农减轻了负担，大部负担落到了地主富农身上。鼓舞了广大农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

       五是清查黑地，减少灾民负担。1943年1月27日，冀鲁豫行署针对边区地富占地多相对交公粮少、贫苦农民占地少相对交公粮多、甚至无地交粮的不合理现象，颁布了《清查黑地奖惩暂行办法》，指出黑地即隐满不向政府交纳公粮的土地，对黑地追交田赋，公粮负担及处理办法做了具体规定。为了团结中农，行署明确宣布，中农的黑地，只要如数报出，只在今后按数交纳公粮其他负担，不追补，不处罚。对地富规定，要追交逃避未交的公粮，有的还要罚款。其具体政策是：顽固势力追交100%，中间势力追交60%。追交时间，一般从1942年秋季算起。但非自动呈报而经检举查出者，自1942年麦季算起。经过这一斗争，增加了抗日经费的供给，保证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合理负担。

     六是进行货币斗争。抗战初期，冀鲁豫边区货币市场非常混乱。既有国民政府的几十种四行法币、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发行的地方流通券，还有日伪当局发行的多种日伪币、当地商贩发行的五花八门的土杂钞，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发行鲁西银行钞券(简称鲁钞)，作为冀鲁豫区本位币，统一市场货币，建立冀鲁豫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必须进行货币斗争。鲁钞发行初期，冀鲁豫区党委组织工商局、银行部门开展了禁止伪币和肃清土杂钞的斗争。1942年9月15日，行署颁布了《冀鲁豫边区统一市场货币暂行实施办法》，规定本区一切公私交易各款，一律以鲁西银行钞票为本位币，所有法币及其他杂钞一律停止流通。从此，冀鲁豫区以前实行的保护法币政策，改为排除法币政策。到1942年底，濮范观中心区市场鲁钞已占到二分之一，鲁西北市场鲁钞与法币也趋平均，从而取得了统一市场货币地区排除法币斗争的初步胜利。为了在全区建立统一的鲁钞市场，把伪币和法币彻底赶出根据地，1943年2月1日，行署又通令修订颁发《冀鲁豫区统一市场货币暂行实施办法》，对使用法币的处罚标准、兑换法币办法、查获法币奖励办法等作了具体规定。除此之外，区党委和行署还采取了冀鲁豫工商局和鲁西银行联合办公，在大集镇成立大商店和交易所，压价收兑法币等办法，开展统一市场货币斗争。1943年3月9日又颁布了《冀鲁豫区统一市场货币工作组织办法》。经过各级政权组织和各经济部门的共同努力，年底，濮范观和鲁西北地区统一货币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其他地区也取得了基本胜利，对防止边区物资外流，保证灾民度荒起了很大作用。

      七是组织灾民以工代赈、生产自教。政府教济和社会救济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政策，虽然解决了灾民的燃眉之急，但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从长远计划，冀鲁豫行署决定领导灾民以工代赈，生产自救。

1943年7月14日，冀鲁豫行署发出《关于扑灭蝗灾，抢救秋禾的指示》，除提出要求和介绍扑杀方法外，还订出以蝗虫兑换小麦以及照顾贫苦农民利益的出工办法，以提高灭蝗的积极性。当1944年夏秋，边区大部分县又有蝗虫降临时，边区群众积极主动，及时动手，迅速扑灭，战胜了第二次蝗灾。仅冠县就捕灭蝗虫蝼蛄上千万斤。到1944年8月底，全区大部分蝗虫被剿灭，保住了秋苗六、七分的收成。

     在生产自救运动中，冀鲁豫边区政府为了活跃根据地市场，组织群众开展对外贸易。1943年冬季，边区政府成立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健全工商局。工商局结合生产救灾，制定了对外贸易等经济斗争方针和措施。如在井店建立“德兴隆”商店，以商店为纽带组织广泛贸易。商店把当地花生、红枣、土碱、皮销等土产品运往敌占区销售，再买来棉花，组织群众纺织，然后商店收购布匹，负责运出，再购买大批子弹、药品、医疗器具、染料、食盐等军需民用物品，并从外地调集大批粮食，平价售给灾民。此外，西至京汉，东到津浦，以及济南、北平、天津、上海、扬州等地，均有工商局设置的贸易点，以沟通商品交流。这一措施，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抗日政府还采取组织纺织运输合作社、运粮、打井、熬硝晒盐、贷款等办法，开展生产自救。规定参加纺织合作社者，除织布赚钱(一匹布可赚38元，以当时米价可买米3斤4两)外，每个纺织者每日贷米2两；运粮赚米每日所得，除自吃外，还可再供一个人吃饭。挖土井1眼得米30斤(需工15个)，砖井每眼政府贷粮300斤，砖由公家解决。晒盐每人每日可得60元，能买谷子5升。内黄县还以贷粮贷款形式组织群众磨粉、打油、组织畜力到外地有赏犁地等办法，发动群众搞副业，仅1942年政府向磨粉户贷麦4050斤。此外，为组织灾民搞好春耕，边区政府向群众发放春耕贷款上千万元，并将边区所有牲口(骑兵团、骑兵连均在内)，全部用来帮助灾民春耕，经此办法度过灾荒后，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深刻认识，生产情绪空前高涨。

      在生产自救运动中，冀鲁豫边区抗日军民还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区党委和军区机关抽调大量马匹，在沙区进行开荒种地，1944年春，开荒万余亩，种菜7000余顷，打井200余眼。二分区各直属单位，在范县颜村铺一带，都建立了粮菜生产基地，基本上实现了粮菜自给，还自做衣服鞋子等，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除此之外，区党委还采取了精兵简政，反资敌、反抢粮等措施，领导群众开展救灾斗争，对帮助群众战胜灾荒，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奠定物资基础和群众基础

     冀鲁豫边区党和政府领导的生产救灾斗争，战胜了历史上百年未有的大灾荒，恢复了经济，发展了生产，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物资基础，提高了广大群众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密切了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

     一是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战争进入反攻奠定了物资基础。党和政府领导的救灾斗争，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复和发展，边区的经济状况得到好转。1943年麦季征收时，最低者完成67%，最高完成139%，麦季屯粮，许多县5天就完成了任务，仅水东区就征收公粮500多万斤。农业的丰收，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恢复，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为根据地建立了巩固的物质基础，也为对日寇反攻积蓄了雄厚的物资力量。

     二是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抗旱救灾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调动了抗战积极性。他们纷纷参军参战，组织民兵、自卫队，紧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据1944年统计，全边区已有民兵10.3304万人。在几次战役攻势和反“扫荡”作战中，民兵和自卫队正式配合作战的有4.5万人。全年民兵共作战1898次(二、十二分区未统计在内)，毙伤敌小队长以下54名，俘敌3名，毙伤伪军964名，俘伪军501人，争取伪军反正231名，捉匪66名。共毙伤俘敌伪1088人，查获敌探奸细484人。此外，在战斗中，群众还组织担架队，掩护我伤病员安全转移，妇女儿童到前线送水送饭，慰劳战士。

     三是密切了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冀鲁豫党政机关人员和人民子弟兵在最困难时期与群众同甘共苦，节衣缩食挽救灾民，而且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生活自给自足，千方百计减轻群众负担，基至为挽救灾民献出宝贵的生命。如沙区发生大灾荒时，区党委和行署征集成百辆大车从濮范观往沙区运粮，分区司令员朱程同志亲自指挥部队护粮。当粮车通过濮阳、清丰公路时，遭到敌人突然袭击，为了保护粮食，朱程同志指挥部队英勇抵抗，有的人负伤，有的人献出了生命。当沙区群众看到血染的救济粮时，无不感动万分，生动地体现了根据地鱼水情深的党政军民关系。

     总之，1942~1943年边区大灾荒是前所未有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取得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更是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它再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无往而不胜的党，我们的人民是坚不可摧的人民。

  （作者单位：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原载于《濮阳党史通讯》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