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情况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涌现了不少新成果。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苏区，“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地之一”，创造了“二十八年红旗不倒”的辉煌历史。当时，鄂豫皖苏区处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包围之中，人员和物资进出困难，军事斗争极其频繁，生存环境异常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健全秘密交通，成为党中央和苏区一项极其重要的紧迫任务。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帮助下，鄂豫皖苏区的秘密交通网络逐步建立完善，对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发展和壮大发挥了积极作用。

　　鄂豫皖苏区秘密交通的建立

　　我们党很早就认识到秘密交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1925年4月，党中央指出：“这种工作（即党内交通——引者注）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于人的生死”（《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7—1949.9）》第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之下，建立全国性的秘密交通网络迫在眉睫。党的八七会议要求尽快建立全国性的党内交通网络，遵照党中央指示，鄂豫皖苏区的秘密交通逐步建立并发展完善，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类由党中央建立，直属于中央的交通线和交通站，这是从外部通往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同时，党中央还协助苏区各级党组织建立秘密交通网络。党中央先后开辟了东西两条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在东线，1929年冬于合肥店埠镇设立了中央交通中站，下设寿县正阳关等4个分站，有交通员20余人，中央派人到鄂豫皖苏区大多选择东线；在西线，1931年4月以前，党中央派人到鄂豫皖多由武汉交通站转孝感进入，武汉交通站被破坏后，另外开辟了经郑州、信阳、罗山、广水交通站进入苏区的秘密交通线。

　　另一类由苏区建立，是从苏区通往外部的秘密通道，直属苏区或苏区各级党组织。例如，1930年3月，六安中心县委在七邻湾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立永久的交通网与经常固定的交通工作”（《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经史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6页）。1930年5月，信阳中心县委整顿并加强了信阳城内法院胡同旅社、豫南大同医院等秘密交通站点，同时在潢川、息县等地设立了多处联络站。1931年4月，中共皖西北特委成立，建立了皖北（寿县）中心县委与鄂豫皖苏区根据地的交通网络，同时帮助阜阳县委以长官、曹寨、沈丘为中心建立了18个联络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325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和鄂豫皖苏区及周边地区党组织逐步形成了以武汉、孝感、信阳、合肥等城市为点和以平汉、陇海、津浦铁路以及长江、淮河为线的秘密交通网络，为鄂豫皖苏区及周边地区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鄂豫皖苏区秘密交通的历史意义

　　党的秘密交通承担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是传递各种文件和信息情报；二是向苏区输送紧急物资和从苏区运出物资；三是护送干部进出苏区或往来于白区各地党组织之间。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残酷“围剿”下，完成上述任务需要高超的技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对此，党中央曾指出：“红军中的探访与交通决不是技术问题，在今天更成为严重的问题”（《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0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秘密交通对于鄂豫皖苏区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秘密交通是党中央对鄂豫皖苏区实施政治领导的关键保障。据郑位三回忆：“中央的政策、号召起大作用，谁都以此为根据，所有参加革命的群众都信仰党中央的政策、号召，认为照那样做就好”（倪忠文：《回忆郑位三同志谈鄂豫皖苏区历史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鄂豫皖苏区主要通过秘密交通与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将中央的指示及时传达到苏区，同时也将苏区的情况反映到中央。党对鄂豫皖苏区的政治领导，既体现在向苏区派遣军政干部，又体现在向苏区传递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中央通过秘密交通线，向鄂豫皖苏区派遣了大批党政、军事和技术干部，保证了党对苏区工作的领导。刘华清回忆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干部，省委多次向中央写报告要干部，特别是高级军事干部”（《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9页）。鄂豫皖苏区秘密交通员曾护送许继慎、徐向前、沈泽民、张琴秋、成仿吾、宋侃夫等大批干部进出苏区，充实并加强了党对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的领导。陶秉哲曾长期负责党中央和鄂豫皖苏区的秘密交通线，1930年至1934年间，他无数次往返于上海和鄂豫皖苏区之间，中央的指示和文件由其经手下达到苏区，苏区的工作汇报、请示交他上达中央（《皖西党史资料辑要》第2册，中共六安市委党史研究室2012年刊印，第94~98页）。宋侃夫、徐以新、蔡威、王子纲在交通员的护送下抵达鄂豫皖苏区，他们通力合作创建了苏区的无线电通信系统。通过秘密交通，党中央与鄂豫皖苏区之间信息和人员的流动得到有效保障，使得党中央能掌握苏区的斗争情况并及时指明斗争方向。

　　其次，秘密交通为打破敌人对苏区严密的经济封锁提供了保障。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极其残酷，声称必须做到“使敌无粒米勺水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他们在邻近鄂豫皖苏区周围村镇层层设卡检查，食盐、布匹、弹药等民用、军用物资匮乏成为苏区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障碍，物资的安全运输也成为关系苏区生死存亡的问题。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鄂豫皖苏区党组织在秘密交通线沿线及周边地区以开设百货店、布店、茶楼饭馆等秘密交通站为掩护，为苏区输送药品、医疗器械、印刷器材、通讯器材、布匹、食盐、枪支弹药等紧缺且急需的军用、民用物资。这些物资经过伪装后，由交通员携带或利用一些社会关系辗转运到苏区。例如，1929年5月，鄂豫皖根据地红军医院创建初期，通过秘密交通到武汉购买药品器材，逐步充实了医院。1931年秋，合肥交通站站长程明远率武装交通队从浦口接运一批武器弹药返回，行至合肥县王子城附近时，遭敌拦截，经激烈战斗后摆脱敌人，最终完成了运输任务。1930年冬，党组织派颜文斗到合肥创办书店作为秘密交通站，为苏区购买了大批文具、药品及其他必需物资。后来书店被敌破坏，颜文斗重新开设美林商店、同德药房，为苏区秘密输送药品等急需物资，一直坚持到1934年才被迫撤退。信阳县柳林交通站通过各种关系，从鸡公山、汉口等地购得手电筒、电池、钢笔、怀表、西药等送到根据地。对于中央和周边地区党组织支援根据地的物资，轻便的由交通员分别携带，笨重的则由武装便衣转运到目的地。1931年4月，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苏区物资十分匮乏。交通员李乐天送去一份重要情报：国民党军即将开赴寿县正阳关驻防，目的是控制正阳关的大批食盐、药品、粮食和其他日用品。鄂豫皖分局对此信息高度重视，采取长途奔袭战术，抢在敌军之前占领了正阳关，夺取了大批药品、药械、食盐、粮食、布匹、煤油、纸张等苏区急需的物资（马启俊主编：《名人与寿县文化》，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页）。苏区红军的日常用品，如衣帽、鞋袜、电筒、雨伞、医药等几乎都是通过秘密交通供应的。每个交通站的选址和设立，或开店铺，或设旅社，或建诊所，或组家庭，均利用当地社会关系精心设计；加之秘密交通员大多是本地人，熟悉当地风俗习惯，利用社会职业做掩护，同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在解决红军部队、党政机关及医院物资供应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最后，秘密交通是鄂豫皖苏区社会动员的重要推动力量。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秘密交通线在动员苏区群众参加革命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1929年冬，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初建，合肥地区党组织委任陈良季为交通中心站副站长兼六安思古潭晁家油坊分站站长。1932年冬，陈良季到南乡中派河一带巡视工作，积极配合颜文斗等发动群众，开展扒粮斗争，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这些斗争给贫苦农民带来了希望，他们纷纷要求参加农会，革命力量一天天壮大起来（《安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册，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6页）。1932年春，红二十五军根据寿县县委正阳关联络站站长曹广化提供的信息，在火神庙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坚持打内战的罪行，宣传共产党抗日、反蒋的主张及有关政策。会后组织打土豪分粮食队伍，将囤积的100万石粮食分给饥民（《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六安历史（1923—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300页）。各交通站还积极为红军输送新兵、筹集运送军需品。1930年5月，应山县委书记郭天民通过各处联络站，动员3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又在高店动员20多人参加鄂中游击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第323页）。吕文远、刘晋曾长期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经验极为丰富。1933年元旦，他们肩负着党的重托到许昌组建河南省工作委员会。到1933年夏，河南大部分地区的党团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326~327页）。由此可见，秘密交通线和广大交通员同时也是富有效率的“播种机”，他们在苏区及其周边地区散布了许多革命的种子，成为党的社会动员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者：陈冬仿，系河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25年06月0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