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下简称《编年史》）正式出版发行。《编年史》从1921年至1949年每年1卷，共计29卷、900多万字，“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体量最庞大的一部编年体党史基本著作”。

　　《编年史》的出版，为深化编年体党史基本著作编写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即以此为例，总结编年体党史基本著作编写的方法和经验。重点阐述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把牢政治方向，彰显《编年史》的政治属性、时代特色和学术定位；二是如何在少有先例可循的条件下，做好结构设置，搭建编写框架；三是如何在规模庞大、卷帙浩繁的情况下，规范格式、完善细节，保持各年卷风格一致、体例一致。

　　一、坚持正确党史观，书写更系统更细致的权威党史正史

　　《编年史》以“党史正史”的标准和要求进行政治把关，明确编写目标，努力做到集政治性、权威性、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生动性于一体。

　　（一）把牢政治方向，彰显时代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历史，将其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和文献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编年史》的编写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编年史》的编写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正确党史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相统一，严格遵循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党的历史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编年史》力求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努力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例如，《编年史》1921年卷在叙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时，一方面客观呈现共产国际的帮助，另一方面更客观呈现中国先进分子在多种历史可能性中选择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这期间有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必然，有在形形色色思想中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由此证明中国共产党成立是水到渠成，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使然，有力回击了“输出革命”等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编写党史基本著作，必须彰显时代特色，紧扣时代脉搏。《编年史》聚焦当前党中央和社会各界关心关注的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从历史的纵深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纪律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24年，全党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编年史》围绕“党的纪律建设”这一主题，增补155个条目、10多万字内容，包括理论探索、党内法规、组织保障、典型案例等方面。在理论探索方面，如1922年9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发文驳斥无政府主义反对受任何纪律约束的观点，强调“有纪律，有共产党；无纪律，无共产党”。1948年6月1日，中宣部为重印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撰写前言，提出“要保持已得的胜利并继续胜利，和达到全国规模的胜利，集中的革命纪律，便具有头等的决定的意义”。在党内法规方面，如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党成立后的第一部党章，明确阐释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在组织保障方面，如1927年党的五大选举产生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1933年8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职责是查处党员违反党章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以及贪污腐化等问题。在典型案例方面，如1939年4月19日，因刘力功多次拒不执行党组织决定，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力功党籍。围绕这一事件，陈云组织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讨论，并亲自撰写《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深刻剖析这个典型事例，论述了共产党员要加强党性锻炼，特别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这场讨论在延安引起很大震动。这样，《编年史》全方位、多维度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工作和历史经验。

　　又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了全景式呈现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巨大成就，《编年史》通过500多个条目描绘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金融工作领域的艰辛探索。比如，1922年7月，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这是党领导下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五台正式成立，后设分行和各专区办事处；同年，山东抗日根据地成立北海银行。1949年6月1日，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开市。该所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工业，引导游资投向正当的生产，反对投机操纵和买空卖空。

　　（二）明晰学术定位，满足多样需求

　　编写《编年史》，首先必须明晰它的学术定位和学术特色。一方面，《编年史》是党的红色家谱，其内容需要体现全党的意志和智慧，取得党内共识，求得“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编年史》与既有党史基本著作相比，在权威、准确的基础上，着重强调更丰富的细节、更翔实的资料、更生动的语言，以满足读者的多样性需求。

　　为了取得党内共识，《编年史》编写过程中先后三轮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队系统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广泛征求意见。在反馈意见中，许多部委和单位提出了专业性很强的意见建议。一是建议规范与本部门业务内容相关的史实或专业表述等。例如，1930年，由于物料暂缺，纸币暂无法印刷，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将吉安临时辅助纸币券作为苏区通用钞票。由于“补（補）”和“辅（輔）”繁体字的字形相近，许多历史文献集、研究专著均将“吉安临时辅助纸币券”错误表述为“吉安临时补助纸币券”。中国人民银行审读《编年史》书稿时，依据其所掌握的文物原件，订正了这个错误。二是建议增加与本部门业务相关的条目，或充实已有条目内容。例如，1943年卷增加6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台湾，回到祖国来！》社论”条目；1930年卷增加“中央交通局在香港成立了华南交通总站”等内容；1939年卷增加“光未然创作诗歌《黄河吟》”以及《黄河大合唱》的历史地位等内容。

　　在既有党史基本著作中，《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等一般采用通史的写法，内容和体量均有限，还不能够满足学术界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多样性需求。如果把我们党的历史比作一棵参天大树，《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等著作所描写的内容构成了这棵大树挺拔的主干和总体的轮廓，而没有完整呈现大树的枝繁叶茂和各个组成部分。因此，《编年史》需要打造成为一部更具系统性、资料性、生动性，能够反映更多历史细节的基本著作。

　　以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叙述为例，《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用了4000字左右的篇幅，《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用了4500字左右的篇幅。从整体上看，这两部著作的叙述是粗线条、“大写意”式的。而《编年史》1921年卷，涉及党的一大的内容多达4个条目14000余字，不仅涵盖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伟大建党精神等全部内容，而且在此基础上几乎“复原”了大会召开的全过程，逐日记载每天的议程、每位代表的发言内容。对于大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等重要文献，也几乎全文引用。此外，《编年史》在“一大召开”条目前，详细记载了大会代表们从各地赶赴上海的过程；在“一大召开”条目后，又专门简单介绍了每位代表的生平。这种生动细致、“工笔画”式的描绘方式，是既有的党史基本著作所不具备的。

　　又如，1929年1月9日，汉口工人举行反日同盟罢工，这是党的六大后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的重要表现。限于篇幅，《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没有记载这次罢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也只写了一句话，共计73字。而《编年史》1929年卷，用近千字的篇幅，详细叙述了罢工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党对罢工的具体指导方针等，全景式呈现罢工的全貌，同时为党的六大后“群众斗争逐步得到复兴”这一论点提供了更充分的史实依据。

　　由此可见，《编年史》与既有党史基本著作有机搭配、彼此补充、互为印证，丰富和拓展了党史基本著作的构成。

　　二、突出编年体体裁特点，精心设置结构和搭建框架

　　结构设置与框架搭建，是编写《编年史》的基础工作。这项工作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编写体例的制定，二是主题主线的明确，三是具体条目的设置。

　　（一）编写体例方面，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纪事本末体，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

　　所谓以编年体为主，就是按年设卷、每月成章、逐日记叙，以时间先后为序，用鲜明的时间线和重要的关节点，串联和贯通党史的发展脉络，精心设计条目的核心内容和出现时间，做到党史发展演进的时间坐标一目了然，逻辑线条清晰明确。

　　所谓辅之以纪事本末体，就是通过追溯背景、拓展延伸等方式，比较完整地呈现重要党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例如，1940年4月关于“四四儿童节”的条目。第一段首句概括条目核心内容：“2日至6日 为纪念四四儿童节，延安举行纪念会、展览会、游艺会等一系列活动，毛泽东为儿童节题词。”接着向前追溯，从1931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儿童节纪念办法讲起，交代事件背景。第二段为条目主体内容，将1940年儿童节相关纪念活动合并表述以避免细碎。第三段向后延展，一直讲到1950年新中国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确保事件叙述的完整性。

　　再以1945年卷“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条目为例。该条目将党的七大内容合并为一个近万字的大条目（这也是《编年史》29卷中字数最多的一个条目），并按照逻辑顺序，大致分为12个部分，依次介绍会议总体情况、开幕式、会议报告、会议发言、结论、大会选举、党章、闭幕式等，将叙述内容和时间后延至七届一中全会召开，论述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及其意义，并拓展到《解放日报》发表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社论，最后评析七大的重要意义。

　　《编年史》采用类似方式的条目比比皆是。例如，1925年五卅运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1928年湘南起义，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36年晋西会议，1937年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党的白区代表会议，1938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及其活动，1941年皖南事变，1943年习仲勋郝家桥村调研，1944年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1945年重庆谈判，1948年三大战役，等等。

　　（二）主题主线方面，全面反映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

　　《编年史》准确把握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总的要求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着重记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对外关系、自身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活动。一是参考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等重要文献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等党史正史，梳理每一年卷的主题，围绕主题筛选史料。二是处理好收录反映党的历史上“左”倾或右倾错误的内容与精当点评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忠于历史原貌，既不回避错误，也不刻意渲染和突出错误；另一方面，要参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和权威党史著作的评价，进行精当点评。三是注意辨别和使用涉及边疆、民族、外交、宗教等敏感问题的材料。

　　反映党的不懈奋斗史，就是要突出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例如，《编年史》全景式呈现了党领导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过程。

　　反映党的不怕牺牲史，就是要突出党领导广大党员、干部在革命斗争中百折不挠、视死如归，在生死考验面前对革命信念毫不动摇的历史。例如，《编年史》1934年卷写到红34师师长陈树湘在湘江战役中不幸被俘，他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实现了“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反映党的理论探索史，就是要突出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探索的历史。例如，《编年史》收录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中的所有文章，且大多以单独条目的形式呈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反映党的为民造福史，就是要突出反映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求解放的历史。例如，《编年史》记述了大量党领导社会建设、造福于民的史实，包括开展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剥削，重视社会保障、改善群众生活，发展卫生事业、保护人民健康，改革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推动妇女解放、促进男女平等，改造社会陋习、开展移风易俗，等等。

　　反映党的自身建设史，就是要突出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勇于开展自我革命、提出并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历史。例如，《编年史》1931年卷、1933年卷、1948年卷详细介绍了党对于请示报告的有关规定，呈现了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脉络。

　　（三）条目设置方面，遵照“重要”“典型”“鲜活”“平衡”原则

　　所谓“重要”，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梳理出每一年卷的主要脉络，确定该年卷最重要的几个条目，对重点条目“浓墨重彩”。例如，1925年卷的重点条目是党的四大、五卅运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各地工农运动等。1934年卷的重点条目是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红七军团北上先遣抗日、红六军团西征、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湘江血战、南方红军游击战争等。这些条目是该年卷的主干，一定要写足写好。二是每个条目都要提炼重点，准确概括出事件、会议、文件最核心或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不求面面俱到。例如，1929 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苏维埃政权决议案》《CY问题决议案》《妇女问题决议案》等多个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内容不能在条目中无差别地平均罗列。大会最重要的一项成果是提出分田时以“抽多补少”为原则，“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这些政策是在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同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相比较有新的发展。这方面的内容一定要重点突出。

　　所谓“典型”，就是要选取具有标志性和代表性意义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看似平常的事件或规模不大的战役，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条目设置时要予以重视。例如，1942年2月15日至17日，延安美协举办的讽刺画展览在军人俱乐部公展，毛泽东等参观展览并提出建议。该条目并非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但最终落脚点是毛泽东从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缺点的视角谈漫画创作，以小见大，颇具代表性。当时，漫画家华君武问毛泽东，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后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回答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这段谈话充分展现出毛泽东尊重艺术和对人民谦逊恭敬的态度。

　　再以东北抗联为例，东北抗联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十四年抗战的重要体现。《编年史》注意反映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如1931年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1933年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党在东北的战斗任务、策略方针与中心工作，1936年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各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以及1938年“八女投江”和1940年杨靖宇英勇牺牲等。同时，《编年史》充分收录一些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具有标志性意义和重要影响的战斗战役，如五道岗伏击战、长岗伏击战等。

　　所谓“鲜活”，就是增加一些语言生动、细节感人、可读性强，令人耳目一新，容易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条目。例如，1935年5月24日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条目。该条目从《风云儿女》电影上映开始，讲述了该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播放的故事，及其迅即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并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风雨历程。条目中提到这首歌不仅很快唱遍全中国，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据田汉回忆，陶行知先生由欧洲回国过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这歌，引为奇异，曾数次在演说中提及。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时，在街上听得有人在脚踏车上吹口哨，吹的正是这支歌，以为是中国人，回头一看却是一个十来岁的美国孩子。萧三兄参加莫斯科普西金150年诞生纪念也曾听到美国黑人歌王罗伯逊用中国话唱这个歌。选取的内容细节生动，感染力强，读之令人振奋。类似条目还有很多，如1929年共产党员雷晋笙领导狱中斗争，用数字写出形似乐谱实为密码的通讯本，用唱歌谱的办法在狱中传递情报；1948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组织护送民主人士北上，乔装打扮，应对国民党盘查的一些生动细节；等等。

　　所谓“平衡”，就是要照顾到“四面八方”，统筹好各个方面。例如，就红军长征而言，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的活动，都要照顾到；就八路军而言，第129师、第120师、第115师的活动，都要照顾到；等等。要做到“平衡”，需要提前规划，列出若干重要条目及时间节点，确保重要事件不重复、无遗漏。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3块革命根据地（苏区）为例，《编年史》对此的处理方式如下：将这13块革命根据地建设情况，大体上按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鼎盛时期、丢失撤离时期的时间顺序，依据各革命根据地史料的充实程度，分若干个条目出现，使读者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13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变化情况，而不是分散、埋没在各年卷某月某日的平铺直叙之中。因此，需要从某年某月某日找到一个适合集中的阐述点，往前追溯、往后延伸。另外，需要强调的是，13块革命根据地建设情况相对集中出条目，并不妨碍各年卷就各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再单独列条目细述。

　　例如，陕甘革命根据地按照重要节点分为多个条目，主要内容分别为：1932年4月上旬，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1933年4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党政军负责人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召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标志着党在这一地区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5年5月至7月，陕北红军在刘志丹等指挥下，粉碎敌人军事“围剿”，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等等。

　　再以抗日战争时期19块根据地为例，《编年史》的处理方式是：参照朱德1945年在《论解放区战场》中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至百团大战，是“创造与开辟时期”；第二阶段从百团大战至 1942 年冬，是“最困难的阶段”；第三阶段从1942 年冬至抗战胜利，根据地“巩固和加强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在各根据地创建当年单立条目，此后至抗战胜利期间，每年或每几年立一个条目，分别反映该根据地在三个阶段的重大事件和发展状况等。

　　此外，《编年史》还对日军侵华罪行、各中共中央局等内容进行了统筹考虑和反映。

　　三、确保格式规范统一，力争见人见事和好读好看

　　《编年史》体量庞大，编写人员众多。在设置条目、搭建框架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细节。一要确保格式规范，全书29卷体例统一；二要立足权威出处，参考文献统一使用最新版本；三要力争见人见事，好读好看。

　　（一）制定详细的编写规范和体例，使各年卷都有章可循

　　一是各年卷首条要交代本年度的历史背景。胡乔木曾经指出：“写历史要把抽象的事实、具体的事实、事实的背景三个部分搭配好”，“一段或几段开头，要有很精彩的话把事情提纲挈领地提出来”。各年卷的首条目，一定要有分量，要有足够的政治和历史意义，并能把该年的历史背景交代清楚。

　　以《编年史》1926年卷首个条目为例，其主要内容为1月1日《中国农民》在广州创刊。条目第一段概括了本年所处的历史背景，从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写起，到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突出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及社会各阶层对实现国家独立和统一的愿望。接着写到1925 年冬至1926 年初，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积极筹划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北伐必须和群众革命运动特别是农民的土地革命相联系，强调当时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党人参与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民》刊物的创办就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在这个基点上，再展开本条目的主干内容。

　　二是每一条目开头要有一个精当的引段句，其内容应包含人物、地点、事件、文献标题、历史意义等要素，以简短、概括性强为宜。

　　以《编年史》1928年卷4月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条目为例。该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赴莫斯科筹备党的六大和留守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员分工。因此，条目首句就以精炼的表述清晰明了地概括了这一主要内容，即“中共中央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再进一步交代会议的具体内容。

　　三是引文要准确、通顺，以直接引用为主。引文要忠实于原文，不能割裂文章原意。对文献的引用不要太长、太碎，要提炼要点、适当压缩。

　　以《编年史》1942年卷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条目为例。在引段句后，条目主体内容尽量直接引用报告原文。如毛泽东阐释党史研究的必要性、分析党史分期、总结党史研究的方法等内容，都是引用原话。只有关于党史分期中“第二个阶段”的内容，因原文太长不便引用，则用作者自己的话转述。

　　四是日期、人名、地名、会议、文电、部队番号以及全称、简称的表述要统一，数字、标点符号的使用要规范。

　　例如，对于人名，以习惯性称呼予以统一。博古、秦邦宪，王明、陈绍禹，统一使用“博古”“王明”，如行文确实需要出现秦邦宪、陈绍禹，可在第一次出现时使用“秦邦宪（博古）”“陈绍禹（王明）”的方式注明；张闻天、洛甫，统一使用“张闻天”，如行文确实需要出现洛甫，可在第一次出现时使用“洛甫（张闻天）”。对于地名，具体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古今地名完全不同，如酃县，第一次出现时表述为“酃县（今炎陵县）”，后面再出现时，直接表述为“酃县”；其二，古地名在今天发生简化，如雩都、寻邬，第一次出现时表述为“雩都（今于都）”“寻邬（今寻乌）”，后面再出现时，直接表述为“于都”“寻乌”。

　　（二）立足权威出处，以党中央批准出版的最新版本的党史正史著作为基本参考，充分利用各类文献资料集

　　一方面，参考书目和文献来源要权威、准确。主要有以下11类：（1）原始档案资料，第一手原始档案资料是最佳选择，力争使用最新挖掘披露的党史权威档案资料；（2）重要历史报刊资料，如《新青年》《中央政治通讯》《红色中华》《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3）党史文献集，如《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等；（4）党史基本著作，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等；（5）党和国家领导人选集、文集，如《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任弼时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等；（6）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题文集，如《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周恩来书信选集》《刘少奇论党的建设》《朱德军事文选》等；（7）党和国家领导人年谱、传记，如《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刘少奇年谱》《任弼时传》《邓小平传（1904—1974）》《陈云传》等；（8）其他领导人及重要党史人物年谱、日记、回忆录，如《李大钊年谱》《蔡和森年谱》《习仲勋年谱》《杨尚昆日记》《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9）军史基本著作，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第一野战军战史》等；（10）地方党史资料，如各省市区（县）党史正本、大事记、资料汇编、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11）其他参考书目，如《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等。书中几乎所有引用资料都作了注释，便于读者进一步研究时查找其他需要的内容。例如，1945年卷有注释700条，1948年卷有注释638条。对于从事党史、军史研究和宣传工作的人员来说，《编年史》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和精选资料库。

　　另一方面，秉承“孤证不立”原则，每个条目都要有三个以上权威出处，参考文献均使用最新版本；重大事件有两种以上说法的，均作了考证，对不同说法用注释加以说明。以《编年史》1935年2月“扎西会议”条目为例，该书对条目中“9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加了注释。其中，“9日”的注释既指明该时间的权威出处，又说明了关于此时间的不同说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注释指明权威出处及关于该会议性质的不同说法。

　　（三）避免文山会海，做到见人见事

　　一是坚持“两个三分之一”原则，即各年卷见人见事条目数不低于总条目数三分之一，各年卷见人见事条目字数不低于总字数三分之一。

　　二是针对文山会海问题，采取“并的并，删的删，改的改，加的加”。所谓“并的并”，是指将主题相近或内容相关的会议、文件、决议、讲话、通知、指示等合并，减少文山会海总条目数。比如，贺电一律不单独立条目，而是放在相关事件之后。所谓“删的删”，是指一些不必要的、没有实质性内容的文山会海条目，可以直接删去，或对条目内容作进一步精简。所谓“改的改”，是指从文山会海中找事件，尽量以事件立目。比如，电报中提到某个战斗战役、惨案、运动等，尽量以战斗战役、惨案、运动立目。所谓“加的加”，是指可以从《中共党史人物传》、相关人物回忆录等著作中补充一些鲜活的见人见事的内容。比如，增加一些生动的战斗战役细节。

　　三是重点反映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思想生平和精神风范。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与党内外人士针对不同问题，进行了6次对谈，即“荷树对”“洞前对”“枣园对”“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党史六对”故事生动，富有启发性，《编年史》将每一次对谈都作了较详细的阐述。

　　四是重点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过的英模人物、革命事迹、革命精神，以及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组织评选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关于英模人物和革命事迹。《编年史》搜集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著作中提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烈士、英模人物67人（群体），并整理出他们主要革命事迹发生时间或牺牲、辞世时间，将这些人物、事迹单独出条，或补充进相关条目。例如，2016年1月5日，习近平在视察原13集团军时提到“半截皮带”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936年红四方面军第三次穿越草地时，《编年史》1936年卷将其补充进7月2日至11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开始北上”条目。

　　关于革命精神。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共有17种，其中，被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诠释明确内涵的有6种。这6种精神，都写进《编年史》各年卷：伟大建党精神在1921年卷“中国共产党成立”条目中出现，井冈山精神在1928年卷“朱毛会师”条目中出现，苏区精神在1931年卷“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条目中出现，长征精神在1936年卷“长征胜利”条目中出现，延安精神在1942年卷单列为最后一个条目，抗战精神在1945年卷“抗战胜利”条目中出现。

　　关于“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编年史》根据其主要事迹发生时间或牺牲、辞世时间，在相关年卷以人物小传的形式将英模人物单独出条，或补充进相关条目。例如，1935年1月29日，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被俘，后英勇牺牲。《编年史》在此条目中加入方志敏的人物小传，包括其出生年、籍贯、主要经历及事迹等，并在条目最后注明“2009年，方志敏被评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又如，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毛泽民被杀害，《编年史》即在当日为两位先烈专门写了两段生平简介。这是其他类型党史著作很少用过的写法。

　　作为一部内容丰富、体量庞大的编年体党史基本著作，《编年史》在政治把关、目标明确，结构设置、框架搭建，格式规范、细节完善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积累了大量经验，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较为完备的编写理论和工作方法。这些理论、方法与经验，对今后编年体及其他类型党史基本著作的编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由于编写组成员众多，编著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讹之处，也诚挚地恳请学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待将来再版时予以修订。

　　作者：李颖（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刘鲁（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