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河南战场以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交通枢纽地位，始终吸引着中日双方兵力和注意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河南及周边地区开辟建立了晋冀豫（太行）、晋豫边（太岳）、冀鲁豫、豫皖苏、豫鄂边（亦称鄂豫边）和河南（豫西）6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并通过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整合凝聚各方面抗日力量，将落后的农村逐步改造发展为抗击侵华日军的战略基地。到日本投降时，河南各抗日根据地抗击和牵制了20余万名日伪军，对日伪军作战1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及争取伪军反正10万余人，攻克县城40余座，收复国土10多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000多万，建立了90余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18个行政专署，基本控制了河南广大农村地区，为全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抗战精神的凝聚与形成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发挥了团结、凝聚、培育抗日力量的领导核心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因国民党的残酷镇压，河南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仅剩少数党员坚持活动。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华北地区侵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重建河南省委。1937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河南省委筹备负责人朱理治时指出：“你工作的区域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望抓紧时机，在各方面做好准备。”重建后的河南省委按照中央《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示，克服关门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大量吸收雇农、贫农、中农入党，大批提拔工农干部，扩大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到1938年10月，黄河以南河南国统区已建有9个特（工）委、1个市委、12个中心县委和一些县委、区委、支部。全省党员发展到8000余人。在黄河以北也建立了一批党的基层组织。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河南党组织撤退到抗日根据地，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河南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为开辟河南及周边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河南省委机关刊物《风雨》周刊和创办的《大时代》旬刊等数十种救亡刊物，连续刊发救亡文章，动员社会各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省委组建的河南战时工作促进团、开封孩子剧团、光明话剧团，巡演足迹踏遍中原大地。全省各城镇上百个青年学生团体奔赴广大农村演出救亡戏剧，教唱抗日歌曲，召开座谈会，出抗日壁报，举办训练班，唤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到1938年夏，河南各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救亡运动高潮。农救会、农民自卫队、联庄会、工人救国会、教师救国会、文化救亡协会、妇女救国会、姐妹团、老婆会、青年救国会、学生救国联合会、儿童救国工作团等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各种救亡团体达500余个，仅黄河以南就有9万多名农救会员、3万多名青救会员，民众自卫武装达数十万人之多。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河南省委积极做国民党三十二军军长、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的统战工作，组织民众开展支援河防运动，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慰劳队慰问驻防部队，鼓舞部队士气。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移驻郑州后，省委派人参加一战区政训处工作，促进了一战区的政治宣传，颁布了武装民众法令。在省委推动下，先后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省政府主席程潜，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国民党5个专员、3个县党部、18个县长及驻豫的国民党军队建立了统战联系，与地方实力派别庭芳、王友梅建立了统战关系。1938年夏，省委统战委员会主任彭雪枫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身份与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会商，劝其对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予以保护。统战关系的广泛建立，为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准备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发展抗日根据地党组织。随着八路军、新四军进军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组织普遍建立发展起来。193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失陷后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已成为政权和武装的主要领导者，因此，我党应即公开，建立公开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部。”在晋冀豫，1938年10月，以“一二九师编辑部”名义活动的冀鲁晋省委指示太南特委，在豫北建立了林安汤淇中心县委、新辉获汲等中心县委。仅林安汤淇中心县委在1年5个月时间内就在林县11个村、安阳的5个村发展党员400多名。新辉获汲中心县委在辉县发展党员211名。在冀鲁豫，1939年随着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到来，党员队伍迅速壮大。其中直南直南，即直隶南部地区，大体为河北省邢台以南、黄河以北，京汉路两侧的原直隶省大名府和顺德府（今邢台）所属地区。、豫北豫北：原彰德府（今安阳）所属地区，包括安阳、磁县、临漳、内黄等县。地区由1800人发展到2万人。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后，长垣、封丘等空白区的党组织继续大发展，到1940年2月，两地委的党员总数合计达到24 440人。在豫鄂边，1940年初成立的豫鄂纵队，“各级的政治机关就是党的工作机构，部队到了新开辟地区以后，政治机关负有建立地方党的任务，并指导其工作，直至上一级的地方党前来接收为止”。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豫鄂边区“党的发展工作，无论在党员的数量上、质量上、成分上、发展方式方法上与入党手续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党的支部深入到保里，甚至党的组织能逐步发展到敌人据点里”。到抗日战争胜利，河南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完备的党组织，扩大了党员队伍。

　　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素质。河南各抗日根据地党员的成分多数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虽有革命的积极性，但对党的理论还缺乏认识，普遍缺乏党性锻炼和斗争磨炼，在组织、思想、作风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1940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冀鲁豫、豫鄂边、晋冀豫等边区都对干部队伍进行清理整顿、审查甄别。延安整风开始后，河南各抗日根据地在频繁的战斗间隙开展整风运动。在晋冀豫，邓小平要求1943年把整风运动认真开展起来。太行区党委采取“机关整风学校化，学校整风机关化”的方式整风，区党委党校至1946年3月，共举办了3期县级以上干部整风班，推动整风运动深入开展；在冀鲁豫，区党委针对区、县多数同志战斗在第一线，很难在机关坐下学习的“无人学”问题和多数同志文化水平低、看不懂文件的“学不懂”问题，采取定期集体学习与上课讲授并重进行整风，边区党员干部在学习中发扬“脱裤子”即“脱下裤子割尾巴”，形容检讨错误不怕丑、不怕痛。精神，检讨和揭发边区党内、军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军阀主义倾向。在豫鄂边，1942年5月，新四军五师即对整风作了部署，但因敌顽夹击，环境动荡，整风运动未能全面开展。1944年1月，边区党委重点抓了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整风，至日本投降，先后举办了两期高干整风班。

　　敌后根据地党组织的发展和党员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使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有了坚强的组织依托，使党成为团结凝聚培育抗日力量的领导核心。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逐步成为河南战场抗击和牵制侵华日军的中坚力量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毛泽东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938年2月，河南省委按照中央“武装保卫河南”指示，提出了“为创建十万武装而斗争”的口号。1938年5月，河南省委由开封迁到竹沟。11月，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在竹沟成立。中原局、河南省委在竹沟先后开办了6期党训班、3期青年干部训练班、4期地方干部训练班以及4期军政教导大队，向皖中、豫皖苏边区等敌后地区派出基干队伍2000多人，促进了河南各地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为开展华中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河南党组织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后整编为八路军、新四军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坚持中原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豫东，中共豫东特委组建了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中共河南省委组建了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在睢（县）杞（县）太（康）边开辟了游击区。到1938年10月，河南省委直接和间接掌握的抗日武装达2万人。1939年3月，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队从竹沟出发奔赴豫皖苏，沿途与党领导的豫东抗日武装会师，收编地方武装，后发展为新四军四师。在豫南，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活动在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原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及鄂东北独立团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后发展为新四军二师的一部分。1939年初，李先念等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南下，沿途收编抗日武装，后发展为新四军五师。

　　在豫北，到1938年夏，中共直南特委、鲁西特委领导的黄河以北的河南地方党组织，在内黄、濮县、范县、南乐、清丰等地建立了多支民众抗日武装。1938年2月，转移到晋南的中共晋冀鲁豫省工委和中共豫北特委，在修武、博爱、沁阳、济源、新乡等地先后组建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第六支队等多支游击队，建立了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1938年4月，濮阳专区民军第八大队及鲁西南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先后编入河北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后升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第七支队。中共直鲁豫特委组织了八路军一二九师第四支队（纪支队）在漳河以南的林县、安阳一带活动。这些武装为八路军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太原失陷后，八路军一二九师化整为零，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组成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晋冀豫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在豫北，赵（基梅）凃（锡道）支队、王卓如、桂承志的道清游击支队活动在漳河以南、平汉路以西的太行山南部地区；陈赓的三八六旅由冀西南进入豫北，开辟林（县）辉（县）地区，三八六旅补充团韩东山部到修武、武陟、获嘉一带活动。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与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协同作战，创建了晋豫边抗日根据地(后并入太岳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挺进冀鲁豫边区，与直南、豫北和鲁西南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结合，创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战斗在河南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坚持游击战总方针，创造并灵活运用交通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法，同日伪军展开了殊死战斗。

　　从1943年秋季起，八路军太行、太岳、冀鲁豫军区部队先后组织了林南、卫南等战役，向日军发起攻势作战，揭开了中国战场战略反攻序幕。1944年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后，中共中央发出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从北、东、南三面进军河南。太行八路军组织的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先行挺进豫西。后中共中央建立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和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创建了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冀鲁豫军区派出南下大队、军区八团、党校警卫团等部挺进豫东，扩大了水东(新黄河以东)根据地，开辟了水西(新黄河以西地区)根据地；彭雪枫率新四军主力从淮北根据地向西挺进，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五师豫中游击兵团与南下的豫西八路军第三支队会师嵖岈山，开辟了豫中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进军河南，开辟和扩大了豫西、豫南、豫东和豫中抗日根据地。这一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战场上已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坚持持久抗战的组织保障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深刻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河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把群众有效组织起来，筑成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坚固长城。

　　建立“三三制”政权。河南各抗日根据地多属偏远乡村，敌后游击战争的兵员补充、军需物资供应，主要依靠农村。农村政权建设直接关系抗日战争能否持久。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强调指出：我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即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以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晋冀豫、冀鲁豫、豫皖苏等抗日根据地按照“三三制”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选举产生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1940年年底永城县还成为豫皖苏边区执行“三三制”的模范县。晋冀豫开展的村选运动，许多村庄投票人数达到村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有的地方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冀鲁豫的村级政权改造，首先公布候选人条件，然后由符合选民条件的村民进行选举。考虑到群众大多为文盲不会写票，就采用在候选人背后碗内丢豆粒的办法进行，谁碗内的豆粒多谁当选。“三三制”村级政权建设，改选撤换了原村级政权中的地主、富农的代理人，大批在减租减息中涌现出的先进分子被选入政权机构，形成了贫雇农在农村的政治优势；党组织又适时把雇农、佃农、贫农积极分子吸收入党，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问题，使党牢牢掌握了广大农村阵地。改造后的村级政权，不仅对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而且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减租减息。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减租减息主张。1942年1月，中共中央制定《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发动农民和依靠农民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一环，建立农民政治优势，是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需。各根据地普遍开展大规模减租减息运动，实施二五减租，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的375‰。1942年7月，冀鲁豫区抽调500人组建政民工作队（亦称濮、范减租减息工作团），开展以减租减息、增资增佃、反贪污、查黑地和改造区、村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运动，以濮县、范县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区展开。1942年8月，豫晋联办颁布《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仅半年时间，就减租140余万石，退回押租26万元，抽回典地509亩。1943年，豫鄂边的豫南等基本区普遍减租，推广“二五减，课四只交三，三七五，收八不过三”等简便算法。开辟最晚的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1945年6月发布《减租条例草案》和《河南灾期卖地倒还条例》，掀起减租减息和“倒地运动”，减轻了贫苦农民负担，使灾荒年农民廉价卖出的土地、房屋原价倒回。减租减息运动，冲击了封建土地制度，改善了基本群众的生活，使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激发了农民革命、生产积极性，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积极参加抗战。“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和大规模减租减息，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生产的热情，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参加各种抗日组织，参军参战。民兵是开展群众游击战的基础。1942年年底，太行区民兵发展到500 901名。冀鲁豫区1942年年底颁布《人民抗日武装联防组织条例》，规定抗日根据地凡年龄50岁以下16岁以上者，不分性别一律参加联防（妇女自愿）。1943年又发出指示，要求大力发展民兵，提高民兵的军事技术、政治质量。豫鄂边在1944年大生产运动中，动员大批农民参加自卫军和基干队，成为一支劳武结合的农民大军。1944年下半年新四军四师恢复豫皖苏边区后，各县在短短4个月内就建立了强有力的地方武装队伍，仅永城县县、区、乡三级武装就达1264人。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四分区建立了十五六个区政权，每个区都有区干队，队员三五十人、百八十人不等。民兵的发展，为主力部队提供了源源不断兵员补充。在大反攻中，冀鲁豫边区的民兵成班成排地集体入伍，部分县大队和独立营升级为丙种团，原有的甲、乙、丙种团也得到补充和扩编。全区地方武装和主力兵团由原来的4万多人增加到10万多人。民兵战时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抗战期间，仅太行区的民兵、自卫队就作战33 716次，毙伤俘日伪军11 409人；有3842人牺牲，4836人负伤。同时，广大民兵平时站岗放哨、侦察敌情、锄奸防特，一有战斗，丁壮参战，老弱送饭，空室清野，成为保卫和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冀鲁豫边区社会秩序良好，盗贼敛迹，赌博、娼妓、诈骗、烟毒等现象禁绝，民兵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有序推动了抗日根据地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使敌后抗日武装有了充足的兵源补充和可靠的后方，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奠定了牢固基础。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为坚持持久抗战提供了经济支撑

　　河南周边的抗日根据地都是在敌后创建的。日军的烧杀抢掠极大地削弱了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又灾荒不断，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叠加，给各抗日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危机。救济灾民，战胜灾荒，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赖以坚持、根据地军民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成为边区面临的与对敌斗争同等重要的工作。

　　救济灾民。1941年到1943年8月，冀鲁豫边区持续干旱，整个边区出现严重灾荒。大量人口饿死，成群结队的灾民携妻带子，外出逃荒。据不完全统计，沙区指濮阳县西北濮阳、内黄交界处的黄河故道沙滩区。高内县逃荒者占50%，饿死27 000人，南乐县饿死17 000人，清丰县饿死27 000人。从1942年秋季起，冀鲁豫边区把救灾作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进行部署。全体机关干部从每日稀米饭和5分钱的菜金中节约1把米，节省1分钱。1942年冬，全沙区开展有组织向地主借粮。据高内县第三区统计，共借出粮食20多万斤、红枣3000余担、花生800多担。同时，通过纺棉织布和搞运输为主的“以工代赈”、互助度荒、贷款等方式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冀鲁豫边区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办法，支持农民赎回灾荒期典卖的土地和人口。在抗日民主政府支持下，灾民失去的土地大部分回到自己手里，大批因灾荒分离的家庭，又重新团聚在一起。回地赎人，使失去土地和亲人的灾民无限感激，他们高呼“共产党是再生爹娘”。

　　开展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到1944年6月，太行区林北县群众、机关、部队开荒4157亩，修滩430亩，修渠7条，增加水浇地215亩。安阳县抗日政府县长李之乾在大生产运动中带头拾粪，被群众称为背粪筐的县长。在冀鲁豫，1944年3月，行署和军区联合召开全区生产工作会议，部署开展大生产运动，到1944年年底，仅军区7个直属单位就开荒3000多亩。大生产运动使冀鲁豫边区消除了逃荒要饭现象，稳定了社会秩序，改善了部队的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农业的发展又带动副业、工业发展。到日本投降，冀鲁豫军工生产单位达到22处，职工2650余人，所生产的炮弹、炸弹、手榴弹等，在大反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43年豫鄂边区发起生产自给运动，李先念、陈少敏等带头扛起锄头，开荒种菜。在边区军民中广泛流传着一段顺口溜：“李师长，种南瓜，种的南瓜人人夸；陈大姐，种白菜，种的白菜人人爱！”据1943年不完全统计，边区机关、部队（不包括三、四军分区）共开荒2.4万亩，种菜6950亩，部分粮食、蔬菜实现自给。除兵工厂外，豫鄂边区还建有缝纫、印刷、造纸、卷烟、电池、化工、榨油、毛巾、油墨等公营工厂。公营一、二、三被服厂，有职工1000余人，基本保证了部队的被服供应。

　　发展财政经济。1941年，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在延安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河南各抗日根据地发展公私贸易，开展对敌、顽的贸易和货币斗争，整理财政，极大促进了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的发展。自1942年秋起，冀鲁豫建立公营商店，如第四分区（直南、豫北）1942年秋在高陵县井店集建立“德兴隆商店”，在顿丘县顺河集建立“德兴长商店”， 1943年初在滑县八里营集建立“德丰商店”，1944年秋在卫南县瓦岗集建立“德太商店”，1944年年底在濮阳县建立了“德昌商店”。公营商店贯彻执行“外贸统制，内贸自由”的政策，每年都将本地出产的土布、红枣、花生、草帽辫、牛皮、猪鬃、阿胶、硝、盐、碱等土特产品收购起来，或销售到太行、冀南等友邻根据地调剂余缺，或向敌占区大城市推销换取必需品或伪币，为保障供给、支持抗战、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1942年以前冀鲁豫边区流通的主要货币是法币，甚至有日伪发行的伪币。同年9月15日，冀鲁豫边区决定开展统一市场货币工作，规定“抗钞”为本位币，限期兑换伪币、法币，禁止伪钞，驱逐法币。到1943年秋，基本排除法币，肃清伪钞，在根据地中心区建立了统一的“抗钞”市场。各块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合理负担，但征收办法很不统一，影响到救灾、生产和粮秣供应。为解决这个问题，各根据地对财政工作进行了整理。1943年6月，冀鲁豫行署正式颁布合理负担办法。在此基础上，结合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对村财政进行整理。经过反贪污、查黑地、实行统筹统支等，使村级财政制度化、正规化。财政制度的改进和完善，改变了根据地财政收支入不敷出、前吃后空的情况，初步达到收支基本平衡，为坚持持久抗战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财力支持。在豫鄂边区，1943年召开的财粮会议强调财政工作的总任务是“在物质上保证‘一切服从战争’的需要”，规定了对加强物资统制、实行以粮食为中心的统筹统支制度、发展合作社等办法，有效加强了对外贸易统制，促进了对内物资交流，取得了对敌经济斗争的巨大胜利。

　　各抗日根据地经过救济灾民、生产自救、大生产运动、加强财政等经济建设，到1943年秋基本度过了抗日战争时期最为艰苦的岁月，各业兴旺，秩序井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沦陷区及国统区人民，为开展战略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最基本、最可靠的经济支撑。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所凝聚的精神力量是坚持持久抗战的强大动力

　　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把这一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不仅冲锋在前，“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而且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社会号召，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凝聚起坚持持久抗战的强大精神动力。 毛泽东指出：“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政治动员要“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河南各根据地推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宣传教育改革，对创建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发挥了极大作用。

　　抗日的宣传教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群众集会上演讲是抗日部队、地方工作队开辟根据地的常用办法。从1939年开始，太行区逐渐形成了以华北《新华日报》社为中心的新闻出版发行网。《新华日报》发行到每个行政村、每个连队，报社通讯员发展到2000多人，通讯小组发展到288个。仅1944年太行区就出版发行54 400多册中级读物、21 756册群众读物、56 679册国民教材和21 511册宣传品。冀鲁豫边区的大众剧社、新民主剧社、战友剧社，沙区的“卫河”剧社，以及“挺进”“烽火”等部队剧社，深入农村、部队，演出的《控告亲日派》《沙区“扫荡”》等剧目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鄂豫边区，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群众歌曲《挺进进行曲》广泛传唱：“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挺进！挺进！让我们高唱着抗战之歌，沿着江汉两岸，豫鄂之边，驱逐日寇出中国！”激励着边区军民英勇战斗。从武汉沦陷到日本投降，豫鄂边区共创办30多种报纸。边区党委机关报《七七报》出刊373期，新四军五师创办的《挺进报》出刊300期左右。《拂晓报》创建于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前夜，至抗战结束，共出1159期，被誉为彭雪枫的“三件宝”三件宝指骑兵团、《拂晓报》和拂晓剧团。之一。晋豫边区的“黄河剧团”，在联系群众、宣传抗日、鼓舞士气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团结当地艺人组建嵩岳专署文工团，帮助部队召集宣传群众。“锣鼓一响，来的人就多了，就变成真正的大会了。”399抗日宣传教育的开展，激起了群众对日军的憎恨，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在思想上筑牢了持久抗战的坚固防线。

　　抗大式的干部教育。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因干部奇缺，各根据地最先发展的是干部教育，以办训练班和军政干校为主。太行区建立了以抗大、各级党校、干部学校为主的干部教育体系。“各地区和各县，都办了干部训练班和小学教师训练班。”“特别是抗战建国学院，都培养了大批干部。”冀鲁豫区有以国民党豫北师管区名义在新乡开办的抗日游击训练班（后改为华北抗日军政干部训练所），清丰县委在六塔集开办的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和抗日小学教师训练班等；同时，在基础较好、形势较为稳定的地区创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军事学校、随营学校，如1939年7月豫北地委在滑县山木村创办的、以唐克威为校长的冀鲁豫支队随营学校等。在豫皖苏，1940年3月，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改为抗大四分校，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仅在永城一年多时间，就为豫皖苏根据地培养了2000多名党政军干部。在豫鄂边，1942年2月，在新四军五师随营军校和师政治部干部训练大队基础上创建的抗大十分校正式开学，培养了大批忠于民族、能胜任正规军和地方军的排、连、营级军政干部，成为豫鄂边区造就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到1944年，边区党校先后培训干部1000人，直属的行政干部学校、洪山公学、师范学校、育才学校、实验中学、实验小学、建国公学先后毕业或结业的学员共有1.3万人。各根据地的训练班和干校培养成千上万名革命干部，有力推动了各地抗日斗争的发展。

　　抗大式的学校教育。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是随着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逐步发展起来的。1943年各根据地形势好转后，学校教育得到很大发展。1944年太行区农村小学发展到2530所，入学儿童达125 556人。同年底，冀鲁豫小学达3万所，在校学生130多万人。抗日中学发展到11所，在校学生达2000人。从1939年夏至1941年春，豫皖苏永城县共办小学150多所，在校学生6000余人。根据地从小学教育开始就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主要内容。冀鲁豫边区明确规定小学教育“以促进儿童民族自觉、养成儿童民主作风、适应儿童身心发展、培养儿童生活必需之知识与为大众服务之精神为目标”。冀鲁豫行署编印的初小常识第十六课讲指出，“日本强盗是中华民族的公敌，要战胜日本强盗，必须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以此提高学生的民族觉悟，坚定抗日救国的意志。冀鲁豫边区创办的抗日中学既是学校，又是宣传队、工作队、战斗队。抗日中学的学生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停课参加开辟新区、对敌宣传、破路、征粮、扩军等工作。“学校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政策宣传到哪里，街头集会演讲，给房东讲战争形势和革命道理，印传单，写标语，画漫画，有些学校还编演京剧、话剧、活报剧、秧歌剧；组织舞蹈队、歌咏队等。”豫鄂边区据1942年基本区9个县不完全统计，有县立中学6所、抗日小学248所、民校210所、改良私塾180所。所用教材中有《抗日三字经》，主要是反对日伪奴化教育。到1945年初，边区中学、族学、私塾在籍学生达4.7万人。学生被组织分配参军和到地方工作后，因为他们既有文化，又参加平时实际工作锻炼，所以一到工作岗位，就能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成为各条战线和坚持抗战的重要骨干力量。

　　抗大式的成人教育。抗战前，河南各根据地文化落后，文化教育落后，有些偏僻的农村，甚至一连几个村庄都没有一个识字的人。无文化、不识字，使劳动人民吃尽了苦头。各根据地把政治教育与识字教育结合起来，大力兴办和发展民众教育。太行区建立了以冬学为主包括民校、识字班在内的社会教育网。1944年全区有冬学4836所，参加学习人数达到415 955人。1943年冀鲁豫专门制订《冬学运动计划》，成立了各级冬学运动委员会，加强对冬学的统一领导。冬学教育对象以民兵、自卫队、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有组织的基本群众为主，并通过他们动员全体民众参加学习。参加学习的民众每年都有十几万人。1944年，内黄县卫河以东的村庄，青年男女都参加夜校学习，学员有1150余人，仅内黄县温邢堌村参加冬学的女学员就有43人。为便于群众接受革命教育，冬学的教员还编写了大量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对联和顺口溜作为教材，如“合理负担真合理，穷的富的拿的起”“好爹娘送儿上前线，好妻子送丈夫把军参”“冬学好，冬学的好处数不了；学算盘学上账，开条认票不上当”等。1941年冬和1942年冬，豫鄂边区普遍开展了冬学运动。以冬学为主的社会教育是最基层的文化普及革命，它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深刻影响改变了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社会风尚，为建设一个新社会创造了条件。根据地的教育，是抗日的、民族的、农村的、大众的，是同日本的奴化宣传、同封建迷信思想截然对立的教育。抗战教育的开展，启发了以农民为主的社会各阶层群众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增强了全社会抗战到底的信心，成为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强大思想动力。

　　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激励下，河南人民奋不顾身，勇敢冲锋在抗日前线。全民族抗战期间，河南各地共有10多万人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有2万多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以吉鸿昌、杨靖宇、彭雪枫等为代表的优秀儿女，浴血奋战在长城内外，白山黑水，淮河两岸。仅一个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就有沈东平、马庆华、韩达生、唐克威4位特(地)委书记为国捐躯。河南战场涌现出的抗日英烈和中原儿女抗日事迹，滋养孕育了伟大的抗战精神，是镌刻在抗日战争史册上的不朽篇章。

　　六、结语

　　经过艰苦奋战，到1945年1月，八路军、新四军在河南活动地区总面积达7.6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沦陷区的89.6%，解放人口1325万以上，占全省总人口的39.4%，占全省沦陷人口的60.8%，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发展成为向日伪占领区发起战略反攻的牢固基地。全民族抗战期间，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实践威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抗日战争伟大实践孕育的伟大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河南人民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强大动力。

                                                                                                                                                 原载于《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