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了一场针对被困香港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大营救，这是中国抗战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和研究这一事件，对于更加完整地复盘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展现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总结历史经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危急关头的重大决策

　　文化名人大营救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时刻，中共中央迅速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战争全局的把握，以及对大批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关爱、重视，也展现了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敏锐高效的决策能力。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日军向香港发动进攻。25日，香港沦陷。日军占领香港后，除了抓紧建立统治秩序，把香港作为进一步进攻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的跳板外，还特别注意在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日军封锁港九交通，实行宵禁，分区分段进行搜查；要求旅港文化人士到指定地点报到，在报上刊登“启事”，“邀请”邹韬奋、茅盾等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还在香港电影院打出幻灯，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到半岛酒店“会面”。

　　近代以来，由于香港地位特殊，各界人士基于不同原因不时前往香港。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利用这一条件，在香港建立组织，开展地下工作。内地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重要人士遇到危险时，经常前往香港避难。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大批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从上海、武汉、重庆、广州、桂林、昆明等地先后转移到香港，其中不少人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转移的。

　　1938年，考虑到香港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决定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派与国民党上层和海外华侨有广泛联系的廖承志前往香港，并把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调来，共同筹建半公开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办事处由廖承志任主任，连贯负责日常工作。为加强对香港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还在香港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广泛团结各方面人士，并对东南亚开展进步文化活动。香港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的堡垒。

　　大批文化人士聚集香港后，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以多种方式宣传中国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对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产生了重大影响，开辟了抗战文化宣传活动的新天地。但由于日军的侵略和占领，香港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不仅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不能继续开展，一大批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如果落入日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准确把握战争局势，在获悉日军即将进攻香港的情报后，即着手考虑这批在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危问题。194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急电廖承志，要求其迅速做好应急准备。8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毛泽东发表重要意见，提议中共中央发表一个声明。在工作部署上，毛泽东强调应加强南洋华侨工作，廖承志要大胆地在香港与英国建立关系。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晓发去由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对与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真诚的统一战线问题作出5条指示，其中第4条明确要求“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情报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

　　南方局当天就认真研究中共中央的指示。12月9日，周恩来就香港工作人员的去向问题致电廖承志指出，菲律宾“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估计香港工作人员的退路只有广州湾、东江和马来亚。对这部分人，能留港或将来可去马来亚和上海的，尽量留下；能出琼崖、东江游击队则更好；不能留也不能南去或打游击的，转入内地。

　　收录在《周恩来书信选集》中的《转移在港各界朋友——致廖承志、潘汉年等》，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抄件，内容是确凿的，但其实际上应该是电报，不可能是信件，具体发出时间不详。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史》记载，周恩来当天两次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和中共中央派驻香港的情报与统战工作负责人潘汉年、南方局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要求对被困香港人士的转移作出统筹安排，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请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人(如戈宝权、张企程等)可来重庆，戏剧界朋友可要夏衍组织一旅行剧团专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极少数的朋友也可去马来亚”，“少数部分能留者尽量留，但必须合秘密条件，宁缺勿滥，必须估计到日军占领香港后能存在。”周恩来还强调，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

　　次日，周恩来又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央书记处，再次对撤退在港朋友和党的工作人员作了具体部署。同时，他分别致电南方工作委员会、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及东江游击队领导人，指示他们做好接应和输送工作。周恩来特别指出，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

　　营救行动展开后，周恩来仍高度关注，不断作出指示，有的指示相当具体。他嘱咐秘书，如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曾生的抗日游击队以及香港和广东地下党的电报，不得延误，直接送他，即使睡了也要立即叫醒。12月20日，周恩来就香港文化人士如何安置、朋友是否已撤出等问题电询廖承志和刘少文。1942年3月7日，他又就文化人士的去向安排和接济问题致电张文彬。如此细致、周到的考虑和安排，充满了对被困文化人士的关爱，也体现了周恩来一贯的精神、品德和作风。

　　二、高效协调的营救体系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紧急事件，中国共产党展示了强大的应急能力和组织能力。这场文化名人大营救之所以能够迅速、有效地展开，首先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努力，在广东、香港等地建立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统战、情报在内的一整套组织体系。大营救是高度组织化的行动，没有各级组织和各方力量的紧密配合，是不可能有序高效进行的。

　　以往关于大营救的研究和介绍，对其背后组织体系的研究和揭示还不够充分。因此，梳理领导和参与大营救的组织和武装力量，才能更好地理解大营救获得成功的原因。

　　第一，中共中央南方局是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直接领导、全面统筹文化名人大营救的中枢机关。

　　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秘密机关。从1939年1月至1946年5月，实际存在大约8年之久，先后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王若飞等担任书记或代理书记。南方局直接领导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香港、澳门13个地区的党组织，共10万多名党员，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群众》周刊社等公开机构。南方局处于秘密状态，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办公，其领导人对外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进行活动。大营救的计划都是由南方局研究作出、周恩来亲自布置的。

　　1940年夏，南方局曾多次讨论和集中部署秘密交通网的建设工作，后来又着手以南北交通线为主线，以重庆、桂林、香港、上海为基本网点，建立上与中共中央，下与各省委、特委联系，并能与各个解放区、敌后根据地和海外相连通的全国性秘密交通网。在此次大营救中，人员的顺利转移与这种交通网的建设密不可分。

　　第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广东、香港地区的党组织，直接组织和实施了文化名人大营救的各项工作。

　　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主任廖承志是南方局委员、中共驻香港代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位于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不公开挂牌，对外称“粤华公司”，始终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保持密切联系，积极贯彻中央对香港、广东和南洋工作的指示。1940年6月25日，南方局常委扩大会议曾专门听取廖承志汇报香港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香港地区的中共情报人员直接参与了营救工作。刘少文曾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调香港后任中共中央交通处驻港澳办事处处长，以商人身份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借助秘密电台与南方局保持联系。

　　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隶属中共中央长江局，1939年1月由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省委机关始驻广州。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省委机关移驻南雄、始兴。1940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方局之下成立南方工作委员会，并将广东省委分建为粤北省委、粤南省委。11月，南方工委成立，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12月，粤北省委成立，书记李大林，机关设在韶关。同月，粤南省委成立，书记梁广，机关设在香港。党的活动大都采用特派员制，以免党组织遭受破坏。

　　1941年12月接到周恩来关于营救文化人士的指示时，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正在香港，遂立即召集会议研究部署营救工作，实行了组织和行动上的分工。广东、香港地区的党组织都参与了之后的大营救工作。

　　1942年5月，因叛徒出卖，南方工委、江西省委、粤北省委和广西省委遭严重破坏，廖承志、张文彬等被捕。6月，粤南省委停止工作。广东等地党组织一度处于蛰伏状态。至1943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在大鹏半岛成立，书记尹林平，委员有梁广、连贯，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除潮梅、琼崖地区以外的广东各地及香港地区党组织。

　　中共香港市委于1937年12月成立，隶属南方工委。1938年4月，在广东省委主持下，选举产生香港市委新的领导成员。此时香港市委、香港海员工委均归广东省委领导。1938年11月，香港市委撤销，其下属的香港区委、九龙区委由东南特委领导。1939年11月，东南特委撤销，重建中共香港市委，领导香港地区党组织和澳门市工委。1940年12月至1942年分设后的粤南省委领导香港市委和香港海员工委，机关设在香港。香港沦陷后，香港市委于1942年2月撤销。

　　第三，广东和香港地区的人民抗日游击队，是具体执行文化名人大营救计划的重要武装力量。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中共中央即指示在东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广东各地纷纷组建多种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东江下游沦陷区建立了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中共中央先后从延安抽调一批经过长征的干部到东江地区，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因服从统一战线的需要，这些游击队曾一度使用国民党第4战区的番号。1940年9月，各游击队组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1941年12月下旬，张文彬为部署大营救工作，到达宝安县阳台山(原名羊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随后，他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决定建立东江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东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党政军工作，由尹林平任主任，委员有曾生、王作尧、梁鸿钧等。会议还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2年2月，总队整编成立，梁鸿钧任总队长，尹林平任政委。1943年12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并公开宣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委，东江纵队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领导。

　　营救护送文化人士的任务是由东江纵队前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后来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承担的，其中包括1942年2月成立、由香港和澳门居民组成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独立大队以及护航队。日军进攻香港的次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就派出近百人的武工队进入港九地区。1942年2月3日，经中央批准，港九地区的几支武工队统一整编为港九大队(对外称“港九人民抗日游击队”)，设海上武装、城区地下武装等6个中队及情报系统，也称短枪队、长枪队和海上队等，隶属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创造性地开展城市游击战和海上游击战。1943年12月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后，港九大队改称港九独立大队，蔡国梁、鲁风先后任大队长，陈达明、黄高阳先后任政委。

　　1942年元旦，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潜渡大鹏湾，于1月3日凌晨抵达大鹏半岛的沙鱼涌。东江游击队为此组建了最初只有两条槽仔船的港九护航队，紧张的营救工作正式开始。此后，护航队发展为东江纵队独立第四大队，大队长刘培，政委袁庚。

　　第四，华南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根据地，承担了被营救文化人士住宿、转运、保护和后勤保障等任务。

　　1940年12月至1942年5月，粤北省委下属党组织有西江特别区委员会、北江前线特别区委员会、北江后方特别区委员会、东江前线特别区委员会、东江后方特别区委员会、赣南特别区委员会、南雄中心县委员会。其中，东江前线特别区委员会领导惠阳、宝安、东莞、海丰、陆丰等县党组织。1941年夏，增城、龙门、博罗等县党组织划归该特委领导。此时，该特委还直接领导海陆丰、增龙博中心县委，尹林平、黄宇、谢创先后担任书记。

　　惠(阳)宝(安)边地区是东江最早建立的抗日游击基地之一。大鹏半岛地区既有抗击外敌入侵的传统，也有革命斗争的传统。1939年四五月间，曾生、王作尧两部分别开赴大岭山和阳台山建立根据地。1939年9月，曾生率部收复葵涌、沙鱼涌，缴获日军一批军用物资。1941年11月，曾生率惠宝边区抗日军民进入坪山，开始创建以坪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粤南省委存续期间，下属党组织有中区特别区委员会、南路特别区委员会、香港市委员会、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和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员会。其中，中区特别区委员会领导台山、开平、恩平、鹤山、新会、阳江、阳春等县党组织，机关驻开平县。

　　大营救的线路涉及香港、广东、广西等地多个地区，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特别是港九、白石龙、大鹏、东江前线地区的党组织在大营救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三、严密细致的组织工作

　　滞留香港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数量众多，情况复杂，居住分散。在日军逐步掌握香港控制权的情况下，将规模如此庞大的人群安全营救出香港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武装力量展现了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集中体现在科学谋划、合理分工、规划路线、实地探路、现场部署、精细落实、破解难题、统筹协调等方面。

　　1941年12月，南方工委等在香港召开会议，决定趁日军刚到香港不了解情况以及大批居民逃难疏散的机会，以最快速度帮助滞港人士迅速转移。会议对寻找文化名人、查勘撤离路线、突破查验封锁、组织力量护送、保障基本生活等主要问题作出部署。首先是设法与滞留在港九地区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取得联系，帮助他们迅速转移住地，并紧急护送到港九游击队交通站，尽快离开香港，转送东江根据地。撤离的路线有两条：西线以水路为主，从香港坐船到澳门，或经石歧、江门、台山到桂林，或经广州湾、钦州、灵山、柳州到桂林。东线以陆路为主，先从香港潜渡到九龙，后分两路进入东江游击区，再辗转到桂林、重庆或苏中抗日根据地。东线后来又分为陆路和水路两条线路。任务分工方面，港九地区的转移由刘少文负责，从九龙到东江根据地由东江游击队负责，从惠州到龙川老隆由中共前东特委负责，从老隆到韶关由中共后东特委负责，到达韶关后由南方工委和粤北省委负责。会议还决定，由尹林平布置从九龙到宝安、惠阳的交通线；廖承志、连贯分别前往韶关和老隆，布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掩蔽地点和秘密护送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立即组织在港人员展开营救，并迅速与南方工委、粤南省委、东江游击队、琼崖游击队、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等取得联系。相关组织和负责人以长期工作经验，特别是在隐蔽战线工作中形成的优良作风，严谨细致地落实所有计划、方案与措施，并亲赴现场和相关路线进行查勘和部署。

　　廖承志对临时集合点、化装所需服装、所用渔船、所需旅费、沿途食宿安排等都作了极为细致的筹划，并就营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制定了应变方案。刘少文以情报专家特有的细致和缜密，将营救的各个环节都考虑周全，包括寻找安全地带作临时集中地，收集渔民、难民的旧衣服用于化装，花重金租用船只作为潜渡工具，安排接头的时间和暗语以及发生意外时的应变等，甚至连巡逻日军的换岗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

　　廖承志在香港高罗士大酒店分批会见在港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告知他们前来接应的抗日游击队先遣队已到达九龙，介绍从香港撤退的方案和途径，并征求他们的意见。随后，大家一起确定了撤退时的小分队负责人、行前联系地点和注意事项，并分发了隐蔽和撤退的经费。

　　尹林平先在九龙布置接待和护送工作，后于1941年12月下旬抵达宝安阳台山区的白石龙村。他召集游击队主要领导梁鸿钧、曾生、王作尧和由香港市委调来部队工作的杨康华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经研究决定，梁鸿钧负责部队指挥，调集部队在白石龙至龙华一带待命并担任警戒；曾生在白石龙主持接待工作；王作尧负责九龙至宝安的警戒和护送的指挥；尹林平负责宝安至惠州沿线秘密接待站的建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曾生部、王作尧部组建后，立即行动起来，设立联络站，开辟交通线。

　　1942年1月，日军为缓解粮食和燃料短缺问题，强行驱散数十万香港市民离港回内地，廖承志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因此，趁难民潮之际，营救工作开始实施。1日，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率先星夜潜渡，以便实际研判形势和环境条件，作出营救和转移的具体部署。拂晓前，廖承志等乘上小艇，在交通员的护送下，避开日军巡逻艇到达九龙。在九龙，廖承志同尹林平等仔细研究护送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到东江游击区的路线、警戒、沿途食宿以及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理等问题，由尹林平负责安排抗日游击队承担的转移工作。

　　1月2日，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化装成港客混出九龙，再由交通员陪同，悄悄通过启德机场附近的检查岗哨到达牛池湾。抗日游击队先遣队的短枪队队员黄冠芳、刘黑仔已在此等候。大家分成3个小组，翻过九龙坳，沿海边小路直抵大环村；夜幕降临时来到企岭下海湾，乘坐护航队的武装渔船渡过大鹏湾。抗日游击队的一名中队长江水负责在九龙城接应。

　　1月3日中午，廖承志一行抵达惠阳县田头山石桥坑，与先期到达的曾生会合，张文彬随后赶到。廖承志、尹林平、曾生、乔冠华、连贯连夜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研究布置下一阶段的接待工作。会议决定，尹林平负责在惠州设立秘密接待站；因连贯熟悉东江情况，留在老隆调度惠州、老隆、兴梅一线的转送、接待工作；乔冠华留在韶关主持文化人士向省外转移；刘少文因身份没有暴露，携带电台与南方局保持联系，留港指挥营救；廖承志沿东江、粤北一线向地方党组织传达中央指示，部署接应撤退工作。

　　如何把文化人士从东江进一步安全转移到大后方，是事先就反复考虑过的重要问题。经西江、北江直接北上湖南衡阳和广西桂林转移，虽然最为方便快捷，但均需经过沦陷区，风险很大。经过认真研究，最终选择沿东江逆流而上，并将地处东江上游的龙川县老隆镇作为护送中转站。从惠州到老隆段由前东特委负责，从老隆到韶关由后东特委负责，到韶关后则由粤北省委和乔冠华具体安排转移至桂林等地。护送转移行动由连贯坐镇老隆担任总指挥。

　　四、历经艰险的营救过程

　　经过严密的组织和安排，大营救的工作迅速展开。

　　营救的第一步，找到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逐个确定离开香港的办法。

　　在日军开始进攻九龙时，廖承志等就采取应急措施，派乔冠华、叶以群前往九龙，将能接到的人员迅速护送至香港，一时找不到的，立即通过交通站通知转移。抵港后，大部分人集中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开办的商行里。廖承志逐一询问情况，协助落实住处，交代联系方法。对原住香港人士，则要求其立即搬家，除规定的单线联系人外断绝一切往来，所有人一律改穿唐装，以小商人、店员、职员身份隐蔽，等候撤离的通知。

　　为躲避日军的搜捕，许多人频繁搬家，比如邹韬奋先后搬了6次，茅盾搬了4次。寻找工作非常困难，犹如大海捞针。廖承志对当时年仅22岁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机要员潘静安(潘柱)说：“现在还有一大批文化人士没有离开香港……你一定要设法尽快找到他们。只要找到一两个，就能找到一大堆，然后将他们安全送到九龙。”潘静安首先找到了刘少文，汇报并研究了廖承志交给他的名单。

　　潘静安在铜锣湾找到了担任《华商报》主笔的张友渔，其助手张淑芬找到了生活书店的负责人徐伯昕。张友渔、徐伯昕了解事情原委后，主动加入寻人队伍。他们联系到了胡绳，徐伯昕在西环一家小裁缝铺背后的一间小屋里找到了刘清扬，张友渔外出找人时在一条小巷里意外遇见戈宝权，根据其提供的地址找到了茅盾夫妇和叶以群。在张友渔、徐伯昕等的努力下，柳亚子和女儿柳无垢也被找到，后又在罗便臣道找到了何香凝和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随着联系线索的逐步扩大，邹韬奋、廖沫沙、夏衍、萨空了、丁聪等著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相继被找到。

　　时任粤南省委书记的梁广回忆说，靠党内熟悉港情的香港本地人的努力，再以这些骨干发动各自的社会关系，才将藏身各地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全部找到。

　　找到这些人后，他们被临时集中到事先物色好的安全地点，随后转移到铜锣湾海上秘密交通转运站。为确保安全，潘静安还亲自潜渡到九龙，与抗日游击队的接应人员取得联系，选定登陆点，并检查九龙几处秘密接待点的准备情况。

　　营救的第二步，突破日军的封锁和检查，把文化名人送出香港。

　　宋庆龄由廖承志直接安排，在日军轰炸启德机场前抢乘最后一个航班飞重庆。何香凝、柳亚子及其家属，按计划先被秘密送往长洲岛，准备乘船到澳门，再转大船赴海丰。但因长洲岛至澳门的轮船已经停运，只得临时租用一艘机帆船直接前往海丰。由于此时日军禁驶机帆船，只得将机帆船的轮机拆毁抛入大海，加上日军海上严密封锁，船只行驶速度很慢。幸好遇到游击队的巡逻艇，为其补充食物、淡水等物资，并提供保护。船在海上漂流了六七天，直至1942年1月下旬才抵达海丰。

　　随着何香凝、柳亚子的离港，自1942年1月5日起，转移工作迅速展开。尽管日军为控制难民设立了数十道哨卡，但几乎每天都有被营救人员通过不同路线离开香港。这些文化人士化装成难民，借黄昏时分暮霭掩护，冒险绕过日军岗哨，被带到香港铜锣湾避风塘码头，用小船接送至大船集中。第二天，趁海面有雾分批乘小艇偷偷驶进大海，送到九龙上岸，由交通员带到指定秘密集中点。从九龙撤往惠州又分为两条线：一是从西贡乘船渡过大鹏湾，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沙鱼涌登陆，然后步行到惠州；二是从九龙经青山道、荃湾、大帽山、元朗，渡过深圳河进入宝安，到白石龙根据地，然后转往惠州，大部分人都是从这条路线脱险的。

　　游击队先后开辟了3条水路交通线，分别从西贡半岛通往沙鱼涌、汕尾或海丰、澳门。由于日军巡逻艇经常在海上巡逻，盘查过往船只，加上海盗猖獗，走水路并不安全，因此游击队又打通了从九龙经大帽山到白石龙这条更便捷安全的陆路交通线。港九沦陷后，大帽山成了土匪窝，短枪队队长曾鸿文凭借自己在东江绿林中的威望收服当地土匪，打通了西部陆路交通线。

　　被营救人员的行李要求尽量精简，原则上以自己能负荷为度，比如几件换洗衣服、一床毛毯、洗漱用具和零星的日用品等。眼镜、钢笔等容易暴露身份的物品，要小心藏妥。有人只能忍痛把好不容易置备的衣物、书籍等丢弃。

　　为确保转移安全，游击队派出最精干的交通员作向导，分批接送文化人士。路线多选择山区和农田小路，尽量避免遇到日军和熟人，同时派出便衣武装人员和警戒哨分段护送。再请平常与绿林道上有交往的人员出面，对沿线的维持会、土匪等做好统战工作。从九龙到宝安游击区一般需两日行程，并且要翻越大雾山，由于许多被营救者不习惯长途跋涉，党组织还动员了许多回内地参加抗日的青年同行照顾。在白石龙村休整之后，再经过秘密路线转送东江抗日根据地。由这条路线进入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有茅盾、邹韬奋、梁漱溟、杨东莼、刘清扬、胡绳、张铁生、宋之的、戈宝权、周钢鸣、黎澍、张友渔、萨空了、沈志远、端木蕻良、于伶、丁聪、叶浅予、章泯、廖沫沙、高士其等。

　　有些著名文化人士在香港活动时间长，或在电影、戏剧界工作，公众辨识度高，廖承志就安排他们改走经澳门到桂林的西线。司徒慧敏、蔡楚生、金仲华、廖梦醒、郁风、孙晓恩、孙明心、范长江、夏衍、千家驹、金山、王莹等数十人，由游击队护送至长洲岛、过伶仃洋抵澳门，后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再经广州湾或江门、台山前往桂林。据夏衍回忆，他与司徒慧敏等演艺界人士转移时突遇日军巡逻艇，幸亏自己会讲日语，才使日军士兵放松警惕，放他们北去。

　　1942年2月16日，南方工委书记方方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周恩来报告：“南路特委书记已由东江到韶，小廖、文彬、茅盾、夏衍、邹韬奋等150多名大小文化人，已安全脱险，抵达东江曾、王部，现正准备分途赶往各地中”，“梁广、吴华，仍留组织上工作”。同月，刘少文向中共中央报告：“全体同志及朋友，在战争中均已离战区，安全撤退。现韬奋、茅盾、乔木等百余人已安全到东江曾、王部；长、夏等一部分人去澳门，再分别前往苏北及内地；何香凝、柳亚子等各乘民船去汕尾寄居村间，现在疏散工作已经大体结束。”

　　营救的第三步，将脱离日军虎口的文化名人转送至不同的目的地。

　　文化人士在白石龙村的停留时间短则不到一周，长则4个月，随后便朝惠州方向前行。由于日军此前已撤出惠州，地方党组织在惠州设立了交通站和接待站，打通了到韶关、桂林的交通线。

　　1942年2月14日是农历除夕，党组织决定先将茅盾、张友渔等护送转移至惠州，邹韬奋等其他文化人士暂留游击区共度新春。当天，茅盾等一行20多人在地方党组织的接应下冒雨前往惠州，直到凌晨方才抵达，被护送至东湖旅店落脚。次日，众人又被转移到更加隐蔽的“东和行”。胡绳曾有感而发，以《东江》为题作诗一首：“又是仓皇万里行，岭南春半半阴晴。东江船女歌如哭，月黑波深待曙星。”

　　国民党政府得知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已从香港脱险并到达东江游击区后，派特务在东江一带侦察，借口防止日本特务，令凡从香港去内地者都要亲自到指定地点领取“良民证”。为使脱险者顺利通过国民党所设关卡，党组织通过商行关系买到几百张“良民证”发给被营救人士，还设法建立了接待站。

　　在惠州停留两天后，他们再度启程，乘船沿东江北上前往龙川县老隆镇。老隆交通方便，水路可达河源、惠州、东莞、广州等地，陆路有汽车能抵广州、韶关、梅州等地，是广东东北部的交通枢纽。这里有广泛的革命基础，抗日组织十分活跃，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机关就设在老隆。从老隆沿江北上，可以前往粤北、广西、重庆、苏北各处。

　　1942年1月初，连贯抵达老隆后，立即与后东特委书记梁威林、龙川等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一起研究部署营救事宜，并将自己所住福建会馆作为联络工作、安排和指挥营救行动的大本营。从1942年年初至9月底，经老隆安全转移的文化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达300多人。茅盾后来回忆：“我们在惠阳休息三天，旧历正月初三，在东江游击队的安排下，挤上一条大木船，沿东江逆流而上，元宵节到达老隆。第二天，我们以‘义侨’身份搭上一辆去曲江的军用卡车。”至1942年5月，被营救人员大多已离开广东，前往大后方或抗日根据地。邹韬奋因遭国民党通缉被护送到梅县江头村隐蔽，半年多后才被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

　　廖沫沙回忆，当时从香港偷渡到九龙，越过新界进入宝安境内的东江游击区域，再经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到达惠阳，乘船到老隆陆行至韶关、衡阳，最终乘火车到桂林，历时两个多月，全程都是在南方局领导的地方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的筹划、组织、帮助、护送之下，才安全脱险到达桂林的。

　　营救的第四步，妥善安置被营救文化名人，确保安全。

　　撤离香港返回内地，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如何安置、转送并继续保证被营救者的安全，仍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周恩来和南方局对此高度关注，持续作出十分具体的调度和指示。参与营救的各级党组织、游击队和秘密机构在被营救人员离港后继续做好安置工作，保障他们的安全，并转往各自最合适的目的地。

　　在九龙，一批批文化人士虽然停留时间短暂，但每天上百人的食宿是一个大问题。负责在九龙接应的人员，需要每天一大早就去日军指定的购粮点排队买粮。在白石龙村，被营救回来的文化名人在教堂地板上铺些干草，和衣而卧，最多的时候挤了30多人。第二天天还未亮，又要启程赶往十几公里外的阳台山。为躲避日军的飞机轰炸和追捕，负责接待的曾生组织在白石龙村后的阳台山山麓搭建了多处草寮“招待所”，安排文化人士分散居住。这些草寮由游击队和村民用山上的茅草、竹片、木材搭建而成。为防止暴露，草寮里既不能生火烧饭，也没有热水洗澡，条件十分艰苦。村里的许多妇女每天都要到几公里外采买食材，在家里做好饭菜，再送往山间的草寮。

　　在白石龙村隐蔽期间，邹韬奋、茅盾等文化名人欣然应邀为村民授课，参观游击队设在阳台山上草寮里的油印设备。在邹韬奋的提议下，游击队创办的《新百姓报》和《团结报》合并为《东江民报》，邹韬奋题写报头，临行前还为曾生题写“保卫祖国，为民先锋”8个大字，茅盾为副刊题写“民声”二字。

　　来到白石龙村的文化人士分批由游击队员和地下交通员武装护送，接力转移至桂林、昆明和重庆等地。桂林是文化人士北上后的重要一站，南方局指示以李亚群为书记的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建立秘密接待站，负责接待由香港脱险来到桂林的文化人士。接到南方局的指示后，委员会立即开展工作。夏衍到达桂林后，南方局指示他留在当地，以文化人身份协助李亚群做好接待工作，后由张友渔接替夏衍的工作。李亚群、邵荃麟、张友渔、徐鸣等多方筹集经费，通过统战工作争取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的资助，解决文化人士的生活困难；经广西国民党上层默许，陆续将一些文化人士安排到广西建设研究会、桂林文化供应站和大中学校工作，解决了生活问题。

　　周恩来极为关心从香港脱险归来的文化人士的生活和安全，直接作出了许多指示。1942年3月12日，他致函郭沫若，请郭沫若约老舍一起，共同商讨对到达广西的文化界朋友的救济办法；同时致电方方和张文彬，要求他们对到达桂林的文化人士的生活给予支持，并对重点人员的去向作出具体指示。他特别关注可能遭到国民党迫害的柳亚子、邹韬奋、茅盾、范长江等的安全，对他们的安置多次作出指示。

　　五、成功营救的重大意义

　　文化名人大营救的圆满成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这场大营救，在日军占领香港的危急时刻，使一大批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脱离虎口，免受日军的迫害和摧残。

　　被营救脱险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其他方面人士共计800多人，其中主要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戈宝权、张友渔、黎澍、金仲华、乔冠华、沈志远、刘清扬、胡风、千家驹、范长江、胡仲持、萨空了、廖沫沙、蔡楚生、司徒慧敏、丁聪、叶浅予、章泯、金山、宋之的、叶以群、高汾、于伶、梁漱溟、高士其、胡蝶等著名文化人士。同时被营救出的还有一批国民党驻港人员及其家属，如国民政府驻港代表、少将陈策，国民党元老邹鲁，国民党第7战区司令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国民党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的夫人沈慧莲等，以及近百名被驱入日军集中营的英军官兵和英、印、比、荷等国侨民。此外，此次营救还接应了2000多名返回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全面侵略，其中对中国文化名人的觊觎，是图谋毁灭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具体表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这场大营救，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党在社会各界以及国际舆论中树立了良好形象，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历史奇迹。正如夏衍所说：“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大营救以生动的事实，说明了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实。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第二，这场大营救，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人士和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城市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加入抗战队伍。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还有很多来自港澳和南洋的人员。他们对文化和文化人士的价值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中，系统论述了文化问题，明确提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党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切实加强抗日战争中的文化工作，团结大批文化人士，逐步建立起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南方局在重庆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开展大量文化工作。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推荐郭沫若担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借其声望吸引文化人士。分布各地、以各种名义出现的文化团体和机构有力推动了抗战进步文化的蓬勃发展。周恩来对文化人士极为关心，非常尊重，以高度的亲和力在思想上引导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并在危难之际帮助他们。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大批文化人士撤到广州，使广州的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随着内地一系列大城市相继陷落，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来到香港。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又向香港、南洋等地转移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保护了文化统一战线的主要骨干。

　　1941年5月7日，周恩来致电廖承志表示，三个月来文化人到香港者甚多，建议你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态度，帮助文化人前进。电文就如何对待文化人士问题指出：第一，不能仍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他们已进步了，已经过一次考验了；第二，不能仍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他们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以前在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要求他们。

　　由于香港的陷落，及时营救在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成为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责任。营救工作的迅速展开与组织工作的周密严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人士的高度重视和关切，是党的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集中体现。

　　第三，这场大营救，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应急能力、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斗争所积累的深厚基础和丰富经验。

　　文化名人大营救是一次突发事件，但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已有所预见，提前向有关方面作了必要的提醒。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在全国重建并完善了党的组织系统。南方局领导南方十多个省党的工作，在香港也建立和保存了党组织。因此，面对突发事件，中共中央、香港八办、南方工委、粤北省委、粤南省委、香港市委以及基层党组织都能立即采取行动，发挥整个组织体系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武装斗争和武装力量的建设。华南沦陷后，党采取灵活措施，既发展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又逐步开展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游击队。因此，在中共中央布置大营救任务时，党迅速将多支游击队扩大为抗日游击总队，并及时组建港九独立大队和护航队，使大营救得到了武装力量的保证。此后，在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领导下，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并公开宣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进一步推动了华南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地下工作和隐蔽战线的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建立了广布各地的秘密交通网，有的交通线就在广东和香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继续加强秘密交通线的建设。正是通过这些秘密交通线，大批爱国人士和抗日青年才得以顺利进入延安，很多党的领导干部才得以在各地区之间安全转移。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能迅速展开，与这种地下工作和交通网络的基础密切相关。

　　大营救的决策、部署和组织，还反映了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出色能力。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决策果断，部署快捷，方向正确。各级党组织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根据香港、广东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营救和转移方案，及时配置适当人员和武装力量，并严格掌握和运用了地下工作的规律和规则。

　　参与大营救的领导干部，如廖承志、张文彬、潘汉年、刘少文、尹林平、曾生、梁广、连贯和乔冠华等，忠于党的事业，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既发挥了各自特长，又合理分工，紧密配合，形成了从部署到执行、从香港到内地、从海上到陆地、从沦陷区到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营救路径和统一整体。

　　第四，这场大营救，在一定程度上维系和保护了中国的文脉，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保存了一大批重要人才。

　　这场大营救使一大批文化名人免遭日军伤害和摧残，对此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没有这场大营救，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很可能就要改写，很多内容就会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脱离虎口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如同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淬炼或洗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继续推动抗战文化活动的发展，更在日后为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许多人参与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沈雁冰(茅盾)担任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和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第6小组副组长，宋庆龄、何香凝、沈雁冰、柳亚子、廖承志、连贯、夏衍、徐伯昕等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宋庆龄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何香凝、柳亚子、沈雁冰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沈雁冰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文化部部长，范长江担任新闻总署副署长。

　　获救的文化人士在各自领域造诣深厚，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何香凝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同时是著名的书画家、诗人，还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沈雁冰除担任文化部部长外，还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并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夏衍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范长江曾任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还担任过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这些文化人士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影响，除他们个人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还长期影响后世。1981年，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遗愿设立“茅盾文学奖”。这是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也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之一。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范长江新闻奖”；2005年，该奖项与“韬奋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这是中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项。1987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与中国韬奋基金会联合设立“韬奋出版奖”，这是中国出版界的最高奖项。

　　第五，这场大营救，得到人民群众不同方式的支持，展现了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

　　为了将被营救人士安全转移到大后方，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凭借过人的胆识、才干和智慧，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多位交通员和普通村民为掩护文化人士脱险，严守秘密，最终惨遭日军杀害。

　　营救行动不仅面临日军的搜捕和国民党的阻挠，还要解决物资匮乏的问题。据原东江纵队《前进报》社长杨奇回忆，战士们每天伙食供应标准仅为生油5钱、菜金1角，但给予文化人士的待遇翻了一番，达到每天生油1两、菜金2角。

　　第六，这场大营救，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着历史记忆和思想教育的重要作用。

　　深圳毗邻香港，不论水路还是陆路，都是营救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具体实施营救的抗日游击队的指挥部，以及后来成立的广东省临委、东江军政委员会和东江纵队司令部都在深圳。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白石龙社区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曾是一座天主教堂，当年作为白石龙村唯一保存完好的建筑，成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部所在地。白石龙村是转移路线的关键一站和转运中心，是营救人数最多、停留时间最长的核心枢纽。数百名滞港进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先后到达白石龙村，再辗转返回内地。

　　惠州市惠城区上塘街70号，一座三层青砖楼房默默矗立，这是始建于1935年的东湖旅店。当年惠阳县党组织以商人名义包下东湖旅店的一层、二层，将其作为秘密交通站。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离开白石龙后，便在游击队的武装保护下陆续抵达此处。龙川县老隆镇是大营救的转运站，连贯在老隆镇的福建会馆指挥转运工作，附近的“义孚行”和“侨兴行”也是当时老隆文化名人转移的联络点。台山都斛东滘口是大营救西线的重要登陆点，经此回到内地的文化名人共有两批：第一批有梁漱溟、陆浮、陈此生、范长江、沈谱，第二批有蔡楚生、郁风、金仲华、夏衍、张云乔、司徒慧敏、郑安娜、金山、王莹、谢和赓等十余人。其他一些地方也留下了很多遗址遗迹，成为很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

　　获救之后许多文化名人以诗文等形式记录下这段难忘的旅程，感谢地下党员、游击队和当地百姓的无私帮助。茅盾的《脱险杂记》、戈宝权的《忆从香港脱险到东江的日子》、廖沫沙的《东江历险长留念》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漫画家丁聪用画笔再现了撤离的场景，风趣地表现了这些文化名人的精神风貌。

　　茅盾的《脱险杂记》汇编了当年他所记录的香港生活，主要叙述了从香港脱险的过程。书中写道：“到了正月九日，离开香港的机会已经成熟云云，就是说，种种布置已经妥贴了。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

　　这些关于文化名人大营救的历史遗产，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得到了初步保护。新形势下，还需要继续努力，把它们保护和利用得更好。

　　（作者：李忠杰，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