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群众夺取政权的奋斗历程中，始终站在国家和民族大义的全局高度，以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为根本动力，广泛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党的主张转化为亿万群众的自觉行动，引领人民群众朝着建设新中国的共同目标奋勇前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中发挥了独具特色的政治优势。

　　唤起工农千百万，齐心干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为此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明确，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把联系和团结工农大众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体现了善于宣传和组织群众的独特优势。

　　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中产生，也在宣传群众中逐步为群众所认知和拥护。在新文化运动中一批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分子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发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际的鼓动者、宣传者和指挥者。党成立之后旋即开展积极有效的宣传工作，使得党的思想主张、方针政策，传播广泛、家喻户晓。瞿秋白曾热烈颂扬大革命时期党宣传群众所发挥的伟大作用，“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

　　充分开展农民运动，积极推动农村宣传教育，是党的又一大优势。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系统论证了宣传教育在破除思想迷雾、动员革命力量中的重要作用，如党的政治口号经过农会的宣传普及，“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由此他肯定共产党和农会的作用，“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

　　在国共合作之时，共产党善意指出“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其中之一就是：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改组的建议，共产党提出的“继续民主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三大口号逐步成为国人的共识。共产党积极组织群众保护和推动东征、北伐，其中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北伐军向长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查、运输等工作。中国共产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对大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将放手发动群众和争取群众作为首要任务

　　党的六大把实现工农武装作为奋斗目标，将从事长期的群众工作和争取群众确定为首要任务。要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团结发动群众支持是基础工作。在与国民党的比较中，我们党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只有说服群众才能领导群众，只有说服群众才能赢得群众。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土地革命就是党宣传、动员广大农民为“打土豪、分田地”的根本利益而斗争的伟大活动。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及其宣传工作广泛地开展起来。1930年，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列举了贫农在12个方面得到的利益，尤为重要的是取得了政权，贫农“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中农也“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的翻身，极大地鼓舞了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以兴国县为例，23岁到50岁的翻身农民基本上都参加了赤卫队，16岁到23岁的参加少先队，8岁到15岁的少年儿童参加劳动童子团，任务是“放哨”“检查烟赌”等。1936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道：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红军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只是一种手段。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毛泽东就明确“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他强调，红军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古田会议决议明确了宣传群众的重要作用，即“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决议规定了具体的宣传内容、宣传技术，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要针对城市贫民、劳动妇女、青年、游民、团丁等群众，开展深入普遍的宣传；要适合不同的地方，依照不同的时间，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得更多群众认识到工农红军是劳苦大众自己的部队。1932年，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红色五月扩大红军工作的指示信》，指出红军各级政治部要通过广泛宣传来吸收贫苦工农来加入红军，强调“扩大红军必须成为群众运动，必须在群众中创造出‘当红军去’的热烈空气”。

　　红军战士依靠积极的宣传动员，使得长征成为“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红军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和红军政治部及时发布宣传发动群众的指示、文告和宣传材料，还专门下发《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遍写标语的命令》。长征中红军战士以发布告、散传单、贴标语、演节目、开群众会议等方式，将党的群众政策、红军的性质等广泛传播、深入民心。据陈云在《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记述：长征中很多战士住在群众家里，战士“同户主一起召集一次家庭会议，给这家人讲解红军的性质、红军的奋斗目标，力求使他的宣传得以在老百姓中传播。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三条标语”。宣传效果十分显著，如红军队伍于遵义期间仅仅十几天，即建立了遵义、湄潭、桐梓等县革命委员会，组织了赤色工会、农民协会、抗捐会、反帝会、红军之友等各种群众群体，组织了4000多名群众志愿加入红军队伍。

　　宣传发动群众以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从九一八事变之始，中国共产党就站在民族存亡的高度，唤起各方民族大义，宣传和组织各方群众，始终走在抗日战争最前线。从《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对日战争宣言》《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到《八一宣言》，我们党以最清醒的判断、最坚决的态度，焕发广大人民群众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1937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呼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为此，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

　　在全国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革命任务与革命形势的艰巨使得“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想流传甚广。值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以“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指明了反抗侵略战争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胜利的前景，提出了一系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中逐渐削弱敌方优势、生长自己力量以取得最终胜利的办法。“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反响，它不仅统一了全党的革命思想和信念，而且对全国各阶层人士都产生了积极的引领意义，提高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每日译报》记载道：“《论持久战》的发表是宣传工作的一次重大胜利，大大加强300万市民及上海附近报纸到达地区的人民群众对最后胜利的信心。”

　　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在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之中。在很多敌后根据地，男女老幼都是八路军、新四军的“联络员”；群众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各种报告敌情的信号；各村自卫队、儿童团有组织地传递“鸡毛信”等紧急信件。1938年4月，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周恩来领导和推动宣传活动，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到工厂农村里，到前线，到战壕里，以增强广大工农的抗战意识和鼓舞激励战士们的杀敌情绪；文字宣传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口头宣讲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艺术宣传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使看戏的、听唱的感动得当场落泪，兴奋得矢志报仇。宣传周的第一天，恰好传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武汉三镇举行了十万人的火炬游行。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武汉的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抗日宣传活动的广泛开展，启发了群众的民族意识，增强了群众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随着党的理论建设的成熟，党对如何有效推进群众宣传工作有了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从哲学高度总结宣传动员群众的经验，丰富发展了宣传工作的基本理念和科学方法。1941年6月，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阐述了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与范围、特点、基本原则、方法等，提出“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统一在中央总的宣传政策领导之下”。

　　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党的七大提出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目标，解放战争就是中国共产党告诉群众光明的前途，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所进行的一场伟大斗争。

　　在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把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强调“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1946年，党中央发布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强调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即实现“耕者有其田”。随即发布宣传工作的指示，强调“各地报纸应多找类如《白毛女》这样的故事，不断予以登载；应将各处诉苦大会中典型的动人的冤苦经过事实加以发表”。毛泽东要求及时总结土地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典型经验，并强调印成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干部。他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这场疾风暴雨式的土地改革，以雷霆万钧之势，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彻底改变了农村旧有生产关系，亿万获得解放的农民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和建设干劲。

　　全面内战爆发后，党加强了对国统区的宣传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收到较好效果，当时国统区很多人称，“听到延安的声音，就像在茫茫的黑夜里见到光明”。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出现了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和保护了学生运动。毛泽东认为：“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大中城市，在工、农、商、学、兵、少数民族和民主人士中，都有共产党在开展工作，党的声音、党的政策通过多种渠道，不断送达到群众的身边。蒋介石承认“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

　　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广泛参与取得胜利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为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努力过程，其中的宝贵经验成为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新的胜利的理论基础和制度基础。

                                                                                                                                                             《 学习时报 》（ 2026年07月10日 第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