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肇始于唐、成型于宋、普及于明清、式微于清末，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场所，在办学形式、教育管理、教学方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南方的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茅山书院和中原地区的应天书院、嵩阳书院，被誉为中国古代六大书院。

  濮阳古称开州，曾为帝都龙城、锁钥重镇，历来重教尚文、名人辈出。古代书院的发展对濮阳的文脉传承影响深远。濮阳境内书院创办稍晚。宋代以来，境内州县曾创办大小不等的书院近20座，以清代居多。其中包括濮阳县的明道书院、颜宗道书院、聚魁书院等，清丰县的崇宁宫书院、广阳书院、进贤书院、灵泉书院等，南乐县的繁阳书院、昌乐书院，范县（包括历史上的濮州）的历山书院、崇义书院、丹棱书院、泽山书院、郅公书院、龙城书院等。这些书院一般在州治、县治开办，与儒学（又称学宫，在州、县分别称州学、县学）、社学（乡下教育机构）并行。这些书院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开州明道书院，以其办学时间最长、贡献最大、影响最深，在濮阳的教育史、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创办以来，书院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近400年。明道书院已消失100余年，其旧址现在已成为毗邻四牌楼的商业街区，难觅当年踪影胜景，现只能从旧志文献、家谱典籍中，去感悟前辈先贤的殷殷追求、追寻古老书院的悠悠书香、聆听当年书声的琅琅回响。

一

  濮阳境内保存下来最早的志书源于明代。明清以来，开州曾6次大规模修志，仅有嘉靖十三年（1534年）《开州志》、嘉庆十一年（1806年）《开州志》、光绪七年（1881年）《开州志》保存下来。三部志书价值很高，被誉为“善本”之志，是研究濮阳历史最为权威的地方资料性文献。三部志书的建制、选举、田赋、艺文等篇，明道书院赫然在册。濮阳县的《程氏族谱》等也有相关记载。

  明道书院为明代开州知州龙大有所建。龙大有（生卒年不详），字道亨，号雩东，湖广茶陵（今属湖南株洲市）腰陂人。历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市）知州、开州知州、广德（今属安徽宣城市）知州、广西兵备副使、河南布政使、大同巡抚。后谪戌广西全州，年余赦归。著有《平乐政事录》《谕民要务》《明道书院纪》《道乡书院志》等。

  龙大有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丁丑科进士。正德十六年（1521年）春，从祁州调任开州知州。他非常注重个人节操和从政名声，力求在开州成就一番事业。嘉靖《开州志》评价龙大有“举止若亢不可近然，中亦无他。”乾隆《祁州志》评价龙大有“性明敏，以惠爱御民，练达吏事，称其能。”嘉靖《广德州志》、万历《广德州志》，对其也有“才敏而过严”“赋才甚敏而莅政过严，人不敢犯”的评价。

  龙大有到任后，发现开州城内除庙坛外，进士坊、举人坊、登科坊、名阀坊、孝行坊、贞烈坊等名坊林立，其中包括后来入列八都坊的擢第坊（都御史侯英）、辛巳进士坊（尚书赵廷瑞）、乙丑进士坊（大理寺卿李钰）、乙丑进士坊（大理寺卿王誕）等。龙大有在《进士题名记》中，表达了对开州人才渊薮、古风犹存的赞许和成风化人、培养人才的心声：“开属畿辅郡，陶养会洽至今，登是科二十九人（指明代以来录取的进士），盛矣。题名石未立，甚非所以昭既往、励将来也。大有用是立石可焉，仍虚下方以俟，且记曰：闻之天下之政也，人才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民以为本，国以人才为治乱，君以人才为成败，民以人才为安危，此之谓人才无不为本也”，“君子贞以居之，毅以宣之，执以立之，一以守之；居则崇仁，宣则达义，立则秉礼，守则存智”。

  延续开州古风、培育济世良才、促进道德教化，是龙大有的夙愿。成名于科举选才、熟稔于程朱理学，龙大有自然把创办新书院作为很好的选择。开州也是自己最为尊崇的明道先生、理学大师程颢任职的地方。在任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一年左右时间，程颢就因治理黄河、兴办学校留下显赫宦声。正德年间，为纪念西汉汲黯、北宋寇准、元代郭嘉等名臣武将，开州同治潘埙创建“三忠祠”，并把明道先生与其同祠一堂。龙大有感到明道先生的地位没有凸显，有碍于推动教化之道。

二

  正德十六年（1521年）夏，龙大有上呈《申请创立祠书院公议》得到批复后，即安排规划、选址、备料，并委派州人、明道先生十四世孙程万殊、程万田，承办基建事宜并负责监工。

  1989年版《濮阳县志》主编王德英生前曾对明道书院和《程氏族谱》进行专门研究，考证位置、面积、设计、办学等情况，书院发展脉络更加清晰。书院地址选在开州城内城隍庙东，兴国寺、州学西南（今濮阳县城关镇民生居委会东）。该地段南北长72步、东西宽23小步，总面积8.58亩，原为民众所建东岳庙，为一处不为官方承认的淫祠。按照龙大有的设想，借鉴开封等地明道书院规制，前后分院，功能分区。为表达对明道先生的景仰和祭祀的方便，呈现书院办学宗旨和特色，前院设立明道先生专祠。翰林院学士刘龙在《明道书院记》写道：“先生非诸公可班，宜有专祠，以伸景仰，且欲风励后学，为其标准，会得隙地一区，移文所莅，特建祠宇，用严祀事。其后为讲堂学舍，选境内诸生，延师教诲之。”龙大有拨开州城东田丈村南良田120亩作为庙田，委任程万殊、程万田为庙主，使明道祠堂香火不断。

  书院建设所需木料、砖瓦使用淫祠所拆旧料，“民不与焉”，不增加开州百姓负担。第二年，即嘉靖元年（1522年）4月，一座集享祀与书院功能于一身的德政工程告竣。书院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中为过道，四周围墙，青砖绿瓦，屋宇轩昂，蔚为壮观，成为育人圣地和开州一景。大门门额书写“明道书院”。前院立祠以祭祀明道先生，后设讲堂以育开州学子。前后两院之两厢，均建斋房。照壁后为明道祠5楹，名曰“萃英堂”。中祀明道先生神像，东西各有厢房5楹，供山长、师长办公就寝。穿过月门进入后院。正北讲堂5楹，为聚会讲课、学子修业之所。东西厢房各有5楹，为学子宿舍。讲堂东西两侧至院角处，各配小房数间，为伙房和炊工、杂役生活用房。

  书院为开州与州学同等规格的最高学府。龙大有按州学同等规模划拨学田，作为办学经费。刘龙《明道书院记》记载了当时入学盛况，“于是，郡人咸争自兴，恨不生其时，亲炙道德之光。诵其诗，读其书，求所以为训者，又汲汲然，惟恐后也。”

  对龙大有创办书院，“举进士，力学好古，善政得民”之举，州人、进士出身、时任兵部左侍郎的赵廷瑞，州人、进士出身、时任中宪大夫、河南按察副使的王誕等撰文称赞。侯英四子、痒生侯大节主动捐家田百亩为书院学田。为表彰侯门义举，龙大有在开州城内十字街建四牌楼坊。其中，东匾为“宪副”，表彰侯大节祖父、进士出身、浙江按察副使（别称“宪副”）侯春；西匾为“都宪”，表彰侯大节父亲、进士出身、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别称“都宪”）侯英。州人、进士出身、南京户部尚书、明嘉靖《开州志》主修王崇庆，评价侯大节“有恢复前烈之志，有思齐古人之意，有见义勇为之风”。

三

  龙大有在开州任职没有届满，“寻以忧去”。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出身、苏州府长洲人朱纨接任。上任伊始，朱纨重视教育，“政首学也，礼先士也”。此后，明清历任知州对明道书院关爱有加，或修缮、重建院舍，或捐钱资助，或亲自授课，使得书院薪火传承、后继有人。其中，大规模修建6次。

  嘉靖十九年（1540年），进士、余姚人吴至到任开州知州，发现“缭垣颓落，不存者殆大半矣。荒凉萧索，殊不足以慰开民瞻慕之心，当事者能不深自愧耶？”发布《修明道书院告文》，“爰鸠工葺治，实经始于是日之吉，特以告也。”

  万历四年（1576年），进士出身、嘉定人、知州王圻到任后，自己出资重建，其中正厅5楹、讲堂5楹，“疱（厨房）湢（浴室）具焉。”重建之时，“官不告劳，役不告疲”，书院“敞丽有加”。王圻作《明道书院记》，详细记载这一文化工程，并“选才俊五十人，使课于明道书院。月两试之，优者奖励给膏伙资，使端诵读。沐其泽者多称名士。”

   崇祯五年（1632年）知州王臣直、乾隆六年（1741年）知州徐时作、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知州徐惇典、嘉庆四年（1799年）知州杨自强，又进行4次重修。福建建宁人徐时作和其祖孙徐惇典，先后任开州知州，都“敦行崇学”，留下一段治学兴院佳话。徐时作“公余亲为授课，士风为之一振”，徐惇典“捐廉资膏火，勤于训课，爱民多惠政”。云南通海人杨自强到任后，“为政勤敏，兴学校，敦士习，修明道书院。”

   书院山长、师长、杂役的薪金，生童伙食、卷费等，均来自学田地租和社会捐助,为书院发展提供了保障。据王德英先生统计，明道书院学田应为5顷22亩6厘。清代以来，历代知州和社会名士都捐银相助。嘉庆十四年（1809年），杨自强劝捐得银4000两交当生息，以供生童膏火，又以所捐大钱60千，交盐店生息，供生童卷费。咸丰十一年(1861年)，浙江钱塘人、知州金秉忠将劝捐银两提充军粮。同治元年(1862年)，金秉忠劝捐开州当商银1500两。同治七年(1868年)，知州叶增庆将银1200两拨归书院。同治十二年(1873年)，知州蒋志鸿劝捐得银5000两，合前项银两，计银7400两交当以1.5分生息，以供生童膏火、奖赏、山长修金及卷价、工役工资等费用，其余作为乡试、会试、宾兴之资，并为书院酌定条规，延师教诲。

四

   明道书院为官办书院，和其他书院一样，有一套学规、祭祀、处罚等细则。书院延聘德高望重、学业有名的人士担任山长（总理书院事务）、师长之职，遴选州内学子入院深造。一些知州和学正、外地知名学者到院讲学，这种开放式教学也成为书院的办学特色，提高了书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道光十三年(1833年)，福建侯官人林靖光任开州知州。他“培植书院，遇科举，每月六课，文必亲阅。捐廉奉加倍奖赏。一时士人深受其益。乡试举行宾兴礼（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同治八年（1869年），天津宝坻人、学正李光壁任开州学正，“兼主讲明道书院，肄业者多受其益。”

   书院授课内容为四书五经、史鉴掌故、先儒名臣言论等儒学理学内容，研习八股文。学生以自学为主，师长注重启发诱导。书院还十分看重学生的德行修养，对他们的德行进行审核、评定，并记录在册，作为奖惩的重要参考依据。这种不拘一格的教学理念和管理方式，明显优于州学。明清以来，书院功能开始倾向科举，使得开州大批儒生学子到明道书院学习深造、考取功名。据统计，开州明代中举者181人，其中进士及第者50人；清代中举者158人，其中进士及第者18人；秀才、贡生举不胜举。以上成才者，凡自明嘉靖元年以后者，多为书院学子。这些学子为日后报效国家、建设家乡作出了杰出贡献。

   鉴于明道书院在启迪民智、培养人才、教化一方等方面的不凡业绩，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朝廷颁授“学达性天”御匾，立于明道书院前院祠中迎门明道先生神像上方。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甄津薰所题“螽斯振振”匾额、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御赐“希踪颜孟”匾额分列左右。

清末，科举没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随着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学堂，明道书院逐渐衰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明道书院改为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堂，实现了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

   “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明道书院已成为文化遗产、历史记忆，但书院文化蕴含的尚德修身、经世致用等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仍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濮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濮阳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濮阳县历史文化街区是重要的物质承载。在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与保护中，濮阳县八都坊街已经建成，澶渊之盟纪念馆对外开放，开州署衙正在加快建设。如果把明道书院的恢复重建也纳入建设保护规划，应该也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作者单位：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