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前修撰的地方志书（以下简称“旧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宝贵文化资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性载体。对旧志进行研究性整理，不仅必要而且意义重大。本文认为，旧志整理不能局限于“整旧如旧”的抢救性整理，而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根本原则，深入研究、挖掘旧志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旧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性整理

　　旧志，即新中国成立前修撰的地方志书，数量众多。据1985年不完全统计，存世旧志8264种，12.32万卷。作为以地域为单位的综合性撰著，旧志所囊括的空间遍及全国各省、府、州、县、镇、村，所连贯的时间接续千年，把全国各地方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理、自然等历史状况，按照大同小异的门类一一胪列记述，在志书断限几十年内翔实完备到一事一案，由此记载保存了大量珍贵、翔实、可信的历史资料，形成一个内容上无所不包、地域上遍及全国，又连续系统、可信度较高而且比较稀见的资料库。对旧志进行研究性整理，挖掘其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对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筑牢文化自信的基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旧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作为“一方之全史”，旧志以大量的神话传说记述了中华民族由蛮荒、文化而至文明的历史，以独特体例和“广”“细”“实”特点，保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贮存了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民族记忆。

　　（一）旧志保存了中华民族最原始的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的远古先民历经漫长岁月磨砺，在采集渔猎等生产生活中，不断探知自然界，逐步积累起原始知识和技能。同时，原始居民因对某些自然现象、社会变迁和人类行为无法理解，便幻想出世界存在着种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并对之加以膜拜，形成以远古神话故事为标识的原始文化。《山海经》被部分学者视为方志源头，其中《山经》不仅记载各地山区特有的矿产、植物、飞禽、走兽的名称、形态和用途，还附载有民族、祭祀、巫医、怪异等方面的内容。《海经》专门记载海内外殊方异国传闻，夹杂大量古代神话。《山海经》展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为后人传递了原始居民对自然和社会认知的信息。宋代方志基本定型后，体例中胪列的“志怪”，记载了各地大量的神话故事和传说，虽夹杂着后人的想象和加工，但仍保留了史前文化信息，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刑天舞干戚、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等神话，反映了原始居民探求宇宙自然奥秘的愿望，成为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元素。

　　（二）旧志保存了中国农耕文明最完备的“社会图像”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社会本质上是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土地、人口、物产是支撑和维持农业社会运转的基本元素。统治者对这些赖以生存的必需资源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对疆土、人口、物产的狂热追求和血腥争夺，而且表现在对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保存的孜孜以求上，由此形成的古地理书、古方国史、古舆图以及后来的地记、图经，是方志“多源一体”重要源头。“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从先秦“四方之志”到西汉魏晋地记，从隋唐图经到两宋方志，再到元明清大一统志，旧志横陈百科，纵贯古今，包罗万象，体茂事备，地方历史变迁、政风民情无不收录，蕴含着农业社会运转的基本资料和规律。地貌、土宜、气候、时令、节气、灾害、水利、物产、耕作方法等，既是农业生产之所需，又是“务农重本，国之大纲”的体现。刘邦入秦都城咸阳后，萧何“（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陇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萧何所收的“图书”，即指秦国累世积藏的文献、档案、律令、图籍，都是方志收录记载的主要内容。两宋方志定型后，基本架构仍然围绕疆域、田亩、人口以及衍生的赋税制度、人文风俗、贸易往来等设置门类。“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从方志雏形到体例成熟，旧志汇集了农业社会的基础资料，是对中国农业社会特定地域特定时段“剖面”的描绘和解构。在纵的方面，方志是对某一时段内该地自然变化、社会变革的简约“刻画”；在横的方面，方志又是对本地的自然环境以及区域内的社会有机体细致入微的“素描”。“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方志记载的职官、公署、乡宦、流寓、选举、学校、关隘、堡寨、疆域、道里、驿站、马政、户口、钱粮等资料，既是地方治理所必备，又蕴含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国理政智慧；古代地方官习惯“下马看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旧志勾勒一方的自然和社会概貌，记载地方治理的经验教训和运转诀窍，是地方官熟悉社情民意，提出施政的方针、治理的对策的基本参考。

　　（三）旧志保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元素

　　中华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既包括中华民族创建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万里长城、大运河等彪炳史册的物质文明，还包括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思想流派为代表的思想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构成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不是作为独立的、现成的、完整无缺的体系存在的，而是蕴含、渗透、散布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部分中。旧志通过对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等思想大家的世系传承、身世行状、佚文轶事的梳理，通过对祭祀先贤的庙、寺、观、祠、庵的记载，使儒、释、道等诸子百家思想牢牢植根于中华大地，增添了富有生命力的人间烟火底色，使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九州共贯、多元一体、修齐治平、兴亡有责、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富民厚生、义利兼顾、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执两用中、守中致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融入百姓生活日常、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日用而不觉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旧志的独特体例，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经意地、零散地但又连续地保存下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基础性载体。

　　（四）旧志保存了中华民族最具同一性的记忆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既是中国大地沧海桑田巨变的过程，也是多元民族逐步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逐渐扩大的华夏文明影响范围内的山川河流的原始概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偏远政权，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少数民族，某地、某时的城镇、乡村、家园、习俗等，都通过旧志保存下来。《禹贡》《山海经》描绘了中华民族最早的九州划分和山川河流；《越绝书》记述吴越两地的山川、河湖、城池、冢墓，吴越争霸的诸多人物事迹亦赖以流传至今；《华阳国志》覆盖区域为四川、陕西汉中以及云南部分地区，古巴国、蜀国的历史与传说，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以及秦统一巴蜀、李冰在蜀兴修水利、诸葛亮征南中，各地的农业、矿产、盐井、临邛火井和其他物产，30余个少数民族或部落的名称、分布、历史、传说、风俗，以及收录的近400位先贤人物，保存了中国西南地区最原始的资料和民族融合记忆。历朝历代修撰志书中记载保存的海量自然和社会变迁信息，成为中华民族最具同一性、最共情的记忆和情感纽带，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发展的有力见证。

　　（五）旧志蕴含着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

　　旧志记述一定行政区域内自然地理、历史变迁、乡情民俗、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乡贤名流，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宝库，是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中华文脉赓续不绝的重要支撑。明清两代多次诏谕各省编修通志，以备修一统志、修会典之需；各省为编写通志，也饬令各府州县修志呈送。旧志主要是县志和镇志保存的资料最为原始。一县周围数百里，上距前次修志不过几十年，“地近易核，时近迹真”。修纂县志的资料，来源于档案、家谱、文集、笔记、地方文物、器物、碑记以及社会调查，笔削润色较少，所记为一县的大事，“以一乡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也较详也”。虽然官修地方志，要为君亲者讳，要隐恶扬善，要溢美乡邻，或出于奉行公事敷衍塞责，或仓促成事照抄陈案，但总比正史和一统志等官修的、以全国为记载范围的史料要更加具体真实。正史、一统志所不取，方志中有所存留，还可以与史书互相校参。瞿宣颖在《方志考稿·序》中说：“社会制度之委屈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遗文佚事散在案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有所统摄，三也；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实，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迁，四也；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方志多详族姓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往往可与其他史实互证，六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旧志承载内容的原始性、丰富性和述而不论的客观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之源。

　　（六）旧志保存了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和科技创新成果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上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归根到底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国古代曾经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正史中甚少涉及。方志虽非科技著作，但在山川、水利、物产、人物、建置、风土、杂志中，均载有丰富的科技内容，大大补充了正史的不足。明弘治《徽州府志》记载了制墨、砚、造纸技术；清乾隆《江南通志》记元至正间苏州王漆匠造牛皮舟，可分数节，能容20人；《唐县志》记有万历时火爆采煤法；民国《吴县志》记康熙时苏州人孙云球造千里镜、察微镜。农业生产是古代社会的根基，方志中记载了大量的劳动人民世代传承的农业生产技术。乾隆《罗江县志》详载农业生产技术，如何锄地、耕地、施肥，强调务农不能违农时，指出“凡事皆当因时，而农尤甚。凡浸种清明节，播种宜趁谷雨节，插秧宜趁芒种节前后五日或十日”。清乾隆《平阳县志》详细记载了浙江两季稻从平田、浸种、插秧到分次收获的劳作工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制的《中国天象记录总表》、中国气象台编制的《五百年来我国旱水涝资料》、原地质部编制的《祖国两千年来铁矿开采和锻冶》《中国古今铜矿录》，等等，都利用了旧志中记载的劳动人民对自然现象观察积累的资料。旧志对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科技创新成果的广泛记载，为中华民族的科技创新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丰富滋养。

　　二、旧志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指出：“希腊和希腊化的古代文化并没有留下与此相似的文献，而且从中世纪初期以来，这类著作似乎也不多。”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旧志以其独特性质特征，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

　　（一）旧志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证明。如果说我国现存的文物古迹是中华文明连续性最直接的实物证据，那么地方志就属于与数千年中华文明相生相伴的直接文献证据。“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先秦时期的各类著述与后世方志都有渊源。秦统一后，舆图地志之作续有纂辑。两汉时期郡国地志已成为中央政府征录之书。东汉以后，以郡国州县为范围编纂的各类史地杂著名目繁多。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全国区域为范围编纂的总志开始出现。隋唐时期，史志官修制度确立，以官府力量组织编修地方志。宋代创置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设立了中央地方志机构。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多次颁布诏令，对志书编修作出规定。民国时期虽战乱不断，政府仍多次颁布修志政令，部署地方志编修事宜。而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编写的地方志、不同地区编写的地方志汇集起来，就成为世界范围内独有的、连续反映本地区乃至全国历史和现状的地情资料宝库。英国学者伟烈亚力指出，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旧志代代续修，后志多是前志接续，前后衔接，形成一条独一无二的文脉。中华文化之所以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成为不曾中断的永续发展的文明，一个基础性的依据和有力支撑就是连续编修的地方志。这是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标识。

　　（二）旧志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推崇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精神。《礼记·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经》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正是这种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推动中国古代在科技、艺术、哲学等方面持续创新。地方志本身是史学创新的产物。从最早的《禹贡》《山海经》《周官》开始，地方志从地理、历史、文学的交融，到荟萃地理学、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文艺学、自然科学等各类学科知识，再到涵盖自然、人文等百科各业，随历史发展和社会现状不断增加或调整类目，最终形成成熟的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地方志编纂体例。同时，地方志还是中国古代各种发明创造的原始文献载体。中国古代在农学、水利学等多个领域所取得的创新性发展成就，很多通过地方志记载流传下来。地方志的编纂，保存了中华民族发展创新的科技文化成果，为中华文明守正创新、推陈出新、高峰迭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旧志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也形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和谐相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古以来特别是隋唐以后，编纂地方志成为中央政权统一部署开展的工作，全国各地包括当时偏远蛮荒的地方都积极编纂本地志书。如东晋时四川人常璩编纂的《华阳国志》汇历史、地理、人物于一编，初具后世方志规制，被誉为方志之祖。除省、府、州、县等地方志外，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还组织编纂全国总志，如隋代有《区宇图志》，唐代有《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元代、明代、清代分别编纂有《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以达到“上下相维，以持一统”的目的。地方志编纂的统一性，强化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归属感，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

　　（四）旧志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胸怀，中华文明历来推崇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而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在地方志编纂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地方志横陈百科、包罗万象，天文地理、军政机构、典章制度、经济状况、文化科学、著名人物、重大事件乃至方言俗语、金石碑刻、天灾人祸、故事传说，无不涉及。司马光在为《河南志》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考诸韦《记》，其详不啻十余倍，开编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正因为地方志广搜博引、兼收并蓄、门类庞杂、难以替代，才成为与国史、家谱并列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基石，为中华文明增添了绚丽多彩的篇章。

　　（五）旧志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从古至今，中国人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推崇“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道德准则和交往之道，宣扬“推己及人”的思想观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并将家庭伦理上升为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和平、和睦、和谐的天下秩序理念。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的基因里。这种和平性的孕育形成，离不开地方志对根植于儒家思想的仁爱、和谐理念的弘扬和教化。翻开地方志人物志，“父慈子孝，父子有亲”“兄友弟恭，手足情深”“以和为贵，反求诸己”“崇德尚义，见贤思齐”“立人达人，以邻为伴”等，是所有“乡贤”“孝友”等必备品行和入志标准。地方志衡量人物的标准，无形中推动了和平、和睦、和谐理念在中华文化中的血脉渗透，使其成为中华民族长久遵循并始终追求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主要原则。

　　三、推进旧志研究性整理，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地方志系统对现存本行政区域内旧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一是数量多，覆盖面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国地方志系统已累计整理各类旧志3700部。其中不乏像影印出版的《河南历代方志集成》等鸿篇巨制。二是综合性、专题性旧志整理成果亮点纷呈。《中国地方志集成》等综合性整理丛书、《中国地方志分类史料丛刊》等地方志资料分类辑录、《中华山水志丛刊》《中国历代书院志》等各类专志不断推出。三是数字化进程加快。适应潮流和社会公众阅读碎片化、可视化、即时性趋势，旧志整理数字化进程加快。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等旧志数据库先后建立。四是成效显著。尤其是流失海外，或海内仅存的孤本、善本，或残缺严重的旧志，通过标点、校勘、汇校、集解、注释、今译、辑佚、汇编、影印、索引以及数字化等方法整理后，得以从深阁大库重见天日，以新的载体形式走向社会，使这一文化瑰宝得以更好地保存和流传。但就整体上来说，旧志整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点校、注释水平参差不齐，整理成果低水平重复等。更主要的问题是抢救性成果多，整理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旧志资源的进一步损毁、湮没、失传，着重于单本志书尤其是珍稀志书整理；把旧志作为资源库，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的研究性整理少，这与旧志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符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那么，怎样让旧志“从半昏睡状态中苏醒过来”，使“乃无尽藏”的“可宝之资”重放光彩？

　　早在1958年8月9日，周恩来总理就曾指示：“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可是查找起来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除编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资料，做到古为今用。”

　　笔者认为，在做好旧志基础性整理的同时，着力推进研究性整理，进一步提高旧志整理水平无疑是一条必行之路。顾炎武从一统志和一千多部各省府州县志中搜集资料，再参阅二十一史，结合实地调查研究，编纂出《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前者“考建置沿革之规，山川形势兵事成败之要”，后者“究生民利病，治乱之得失”，成为传世的不朽名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1956年，中国科学院曾组织科技工作者查阅8000多种古籍文献（主要是地方志），从中摘选1.5万多条地震史料，梳理了从公元前1177年到1955年的8100多次地震记录，汇编成《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为地震预测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根据明清地方志记载研究中国明清两代500年间（1400—1900年）长江、黄河流域气候变化，并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中，将这一时期命名为“方志时期”。只是类似成果寥寥，未成规模罢了。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针对以标点、校注等为主的古籍整理通行做法，强调了研究性整理的重要性。著名出版家李一氓指出：“把古籍整理限制在标点、校、注、笺等等上……这样整理出来的古籍，无非是做研究工作的一大堆参考书”，整理得再好，“也不能说明何以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一些哲学思想，它们的发展又怎样，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它们对我们这个民族成长给了什么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政治、军事、经济都是这样，文学、艺术也是这样”，“应该提倡要有这类研究性的、著作性的书，如美术史、文学史、军事或战役史、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哲学史和各种思想史等等，才能算把整理工作完成了”。

　　与其他古籍整理相比，旧志因其独特性更应重视研究性整理。一是经典古籍一般为单本著作，内容完整，即便是只作标点、校注、译文，也能使读者通晓作者所表达的思想观点。而旧志作为资料书，各个部分之间是以地域为纽带串联在一起的，内容丰富驳杂，缺乏很强的逻辑性，即使标点、校注、译文，整理成果再好，也不过是过去的资料书的翻版。二是旧志中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是散落渗透在旧志资源宝库中的，抛开作为古籍的文献和版本价值，单本志书的文化价值又是有限的。三是旧志的价值在于其连续性、系统性、完整性。有的县保存下来的志书版本就有七八种之多，且后志是前志的续修，内容重复在所难免。如全部标点、校注、译文，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意义不大。这些原因是社会各界对旧志整理重视不够、旧志整理不能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的症结所在。

　　把研究性整理作为旧志整理的着力点，就是要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引领，把旧志中承载的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融通起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一步突出中华民族的优势，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础。推进旧志研究性整理，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一）进一步提高对旧志整理的认识

　　旧志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虽然旧志遗产作为古籍保存流传是承继的一种形式，但绝不意味着对其所承载的中华传统文化予以全盘肯定和接受，要坚决反对简单复古倾向，更不能依靠故纸堆为“古是今非”的复古主义张目，甚至为“以儒治国”“以儒代马”查找依据。同时，也不能因旧志存在大量封建“糟粕”，就受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蛊惑，忽略旧志中的科学价值。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角度，进一步认识旧志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和时代价值，进而通过研究性整理，使其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地方志是记载本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情况的综合性资料汇编。自古以来就有“县志县修”“村志村修”的传统。人民群众既是旧志“书中人”，又是旧志的“修撰者”。旧志记载了特定时代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了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寄托了人民群众深厚的家国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就要围绕人民群众了解家乡历史、汲取历史智慧的需要，把旧志整理为看得懂、能够为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丰富营养的文化宝库，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有益养分，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三）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根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研究性整理旧志，就是要将旧志中的“精华”和“糟粕”区别开来。所谓“精华”，就是指旧志中多少带有科学性、民主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东西。如旧志中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价值的思想观点、科学理念、家国情怀和政治主张，跨越时空、超越国界，是于今、于民有用、有利的传统思想和美德，是旧志研究性整理的重点，要经过分析、加工、改造、提升，使之与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相协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糟粕”，就是旧志中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包括为维护封建社会的专制皇权和等级制度服务的基本理论，以及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冲突的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观点、伦理原则、不良风尚、习俗、迷信等。毛泽东指出：“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牛鬼蛇神，戏是看，鬼不一定相信。”旧志中的“糟粕”除可作为文化资料保存外，不能作为整理重点。

　　（四）遵循古籍整理的基本规范

　　推动旧志研究性整理，并不是否定旧志的基础性整理。相反，研究性整理是建立在基础性整理基础上的。基础性整理所采用的校勘、标点句读、注释注音、繁字改简体、编纂、辑佚以及拟凡例、写序跋或前言、后记，改竖排为横排等通行做法和基本经验，是做好研究性整理的前提。研究性整理不过是在基础性整理的基础上，在内容上更加侧重旧志与现实的衔接罢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赓续绵延的中国地方志记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种形态，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智慧，是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厚基础。面对旧志这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两个结合”，持续挖掘和阐发旧志蕴藏的思想资源、文化资源和历史资源，推动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文化基因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焕发新的生机。

　　（作者：张守四 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 1985年。该目录并不齐全，收录范围仅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未收录山、水、寺庙、名胜志。中国台湾地区的收藏是根据1960年公布的资料编入的，不包括私家藏书。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收藏则没有计算进来。对流散在国外的地方志，该目录只记载了已知的极少数孤本珍本。

　　[2]［汉］司马迁：《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3] 瞿宝颖：《方志考稿·序》，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4年，第1页。

　　[4]《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6页。

　　[5] 转引自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第273页。

　　[6]转引自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第269页。

　　[7]［清］徐恕修，张南英、孙谦纂：清乾隆《平阳县志》卷五风土、风尚。

　　[8]［宋］司马光：《河南志·序》，转引自申畅：《河南方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第56页。

　　[9] 高京斋：《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方志古籍工作》，《红旗文稿》2022年第11期。

　　[10]《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年，第161页。

　　[11] 转引自《修志须知》，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第3页。

　　[12] 李一氓：《论古籍和古籍整理》，《李一氓文存》第一卷《存在集》，中华书局 2024年。

　　[1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第1版。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257页。

                                                                                                                  来源：《上海地方志》2025第2期总第38期（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