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村史志编修是地方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30余年来的村史志编修历史值得研究。村史志编修主要包括“点状式一村修史志”与“规模化村村修史志”两大类型，点状式一村修史志指民间自发的一村一志编修活动，规模化村村修史志则是有组织的编修活动；两类活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村落终结”时代，规模化村村修史志更能满足时代需求。考察30余年来规模化村村修史志实践可知，至少有10个地级市、109个区县展开试点，成效显著。系统研究规模化村村修史志的历程、核心要素，考察其时空与类型，可以为村史志编修提供参考。

　　关键词：村史志 村村修史志 公众史学 乡村文化建设

　　村史和村志是记录乡村历史的重要载体，村史志编修有助于了解地情民情，保护宣传地方文化，是地方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指出：“指导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做好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组织编纂工作。具备条件的，可将地方史编写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统一规范管理。”考察30余年来的村史志编修实践历程，我们可将其概括为“点状式一村修史志”与“规模化村村修史志”两大类型。所谓点状式一村修史志，指民间自发的一村一志编修活动；所谓规模化村村修史志，指由地方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联、社联、报社等组织的规模化村史志编修活动。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有学者认识到，在“村落终结”时代，各地自发的村史志编纂难以满足时代需求，有组织的规模化修志值得研究推广。据统计，目前各地至少有10个地级市、109个区县村村修史志试点成功的案例，这些案例值得研究。目前学界对区域修志经验有所介绍总结，但对30年的村村修志实践活动尚待系统考察。本文主要采取文献调查法，研究全国各地规模化村史志编修案例的核心要素，归纳分析其类型，对30余年来规模化村村修史志活动做一个较为详尽的时空与类型考察，以期为今后村史志编修提供借鉴。

　　一  村史志编纂的兴起及名村志的出现

　　新中国的村史志编修是在地方志编修大潮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90年代乡村史志编修处于自发发展阶段，留下的村史志多数以抄本形态藏于村中，少数进入公共图书馆收藏，根据笔者统计，目前有24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乡村历史记录逐渐受到重视。其因素有二：其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文化形成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各村镇经济迅速发展，需要编纂志书来介绍名村，一方面可以通过修志来了解村情民情，另一方面可以宣传乡村文化，招商引资。其二，地方史志部门在初步完成市县二级志书以后，尝试着拓展自己的工作范围，开始了乡村史志编修活动。

　　浙江、江苏、山东较早推出名村志。1991年，浙江推出《浙江名镇志》；1992年，又开展《浙江省名村志》的编修。当浙江省方志办领导将目光投向村一级单位时，发现村庄数量众多，难以一一涉及。于是，与经济建设的重点建设一样，他们也决定选择重点名村加以记录。时任浙江省方志办主任魏桥称：“以一村之力，修一部上规模、够水平、能传世的志书是确有困难的。退而求其次，要在一部县志中记述所属各村状况，也会显得节外生枝，过于累赘。为此，经过修志同行反复论证，决定调动全省方志界的积极性，选择部分村庄，编纂一部《浙江省名村志》。”从这段话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其一，当时史志办人员认为独卷本村史志编纂困难很大，故而村史志的规模化编纂尚未得到重视；其二，县志中村的信息较少，引村史入县志却显得累赘。如何表现村史内容，当时史志工作人员的方法是编纂名村志。1994年出版的《浙江省名村志》在空间上扩及全省各县，每县又只选几个名村加以介绍，每村字数不多，最后形成上下2册。全书涉及604个村，入选的村约占当时全省行政村总数的1.4%。值得注意的是，此书较早使用了模板法，每篇规定几千字，从几大要素入手来写作。1992年，江苏省方志办也决定编修《江苏名镇志》《江苏名村志》。两书同步推进，1993年同步完成出版。“两书所收入的名镇、名村,既有久负盛名的古镇、名村，又有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发展乡村工业新崛起的明星镇、村，它们是我省2000多个乡(镇）、36000多个村发展变化的缩影。”之后山东也效仿江浙，将名镇名村合一，推出《山东名镇名村志》(山东地图出版社，2002年)2册。除了省级名村志外，亦有地级市的名村志，如由湖州市方志办组织编纂的《湖州市名村志》(1996年)。有以县为单位编纂的名村史志合卷模式，如东阳作家协会组织编纂的《东阳名村志》(2004年)、鄞州政协组织编纂的《鄞县百村》(2008年)。

　　名村志是选取区域内重点名村进行介绍，虽然空间上覆盖面广，但是数量较少，仅收录重点名村，如《江苏名村志》收录314个村，《山东名镇名村志》选取有一定知名度、具有某种突出特色的村镇。名村志着重介绍并突出其特色，宣传地方文化，以期助推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  村村简志的编纂与特点

　　除了名村志外，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村村简志。名村简志是点的概念，是重点村有志；村村有简志是面的概念，是部分区域所有村有简志。村村修简志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它首先是空间的缩小，只涉及一县或一个地级市，之后逐渐扩展到省级。

　　（一）县级村村简志

　　村村简志最早从县级开始。所谓县级村村简志，是以县为大单位、以乡镇为次单位的分卷模式。以县为单位的空间较省级、地级小了许多，就有可能遍及村村。根据分卷状况，又可分多卷、独卷两种类型。

　　多卷型村村简志的编修乃合编之法，规模小者按顺序合编有几册；规模大者，按乡镇来分卷。多卷型村村简志始于何时何地？据相关图书目录可知，最早的是山东烟台的《龙口市村庄志》（1991年），它的特点是由上而下，覆盖面广，解决了广度问题。随后山东、河南、陕西、江苏、浙江等地皆有多卷型县级村村简志，具体情况如下表1所示：

　　多卷本村村简志的流行，多与县史志办寻找新的工作方向有关。负责编撰单位多为县史志办、政协、村志编纂委员会等机构。值得关注的是，政协负责与史志办负责侧重点有所不同，政协文史委负责编撰的村史志类似于村庄的百科全书，而史志办负责编撰的村史志则是地方志在村级层面的延伸。以《内黄县乡镇村志》的编纂为例，1994年，第一轮《内黄县志》完成后，史志办领导考虑拓宽史志工作路子问题。于是，结合外地乡村史志经验，向县委、县府提交了《关于普遍开展编写乡村志的报告》，得到领导的支持，河南省、安阳市史志办将之作为试点单位来抓。原计划一年左右完成，但实际的操作难度相当大，用了三四年时间才完成。

　　村史志的编修从思想到行动再到完成需要一段时间，其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有的地区是分册分期出版，例如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的《丹阳村村记忆》，此项目2011年启动，2015—2018年，各卷完成后由广陵书社出版；亦有厚积薄发，编撰结束后再统一出版，例如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的《临朐村镇志略》自2009年4月开始编纂，历时近4年而成，2012年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凡10卷。2015年之后的成书出版周期不断缩短，河南省濮阳县政协2016年启动《濮阳县一乡一村一故事》的编纂工作，2019年6月即面世。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的《青州镇村志》，2018年5月启动编纂，2019年12月即出版。编撰周期的缩短与任务量以及编纂方式有关，总体而言，通过总结并推广村村修史志的经验，可以进一步提升效率，村村修史志会进一步普及开来。

　　独卷型县级村村简志是村史志编修的重要方式。独卷型县级村村简志始于何时何地？据相关文献可知，最早的是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的《青州市村镇大观》（1992年），此书记录了1840年至1990年青州市各乡(镇)及各行政村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随后，在山东、上海、广西、陕西、河北等地多有此类型的村村简志，列表如下。

　　县级独卷型村简志一般由县政府、政协支持、地方史志办公室执行，成书比较快，编撰过程实际上与乡村调研工作相伴随。例如广西柳州市柳城县的《柳城自然村志》，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员通过走访群众、实地考察、查阅历史档案、拍摄图片等多种方式收集材料编纂而成。市级村村简志也推动了村史志的编纂，例如陕西《西安村落记忆》的编纂在西安市掀起了编修村志的热潮。由此说明，上一级行政单位的编修地方志会影响其下辖各行政区，鼓励下一级行政单位编撰地方志，故而独卷型县级村简志的推广会激发多卷型村简志的编撰，村史志的编撰会进一步下潜到基层，其内容也会更详实。从空间来说，独卷型县级村简志，主要分布于山东、上海、陕西、广西、河北等地。

　　（二）地市级村简志

　　地市级村简志出现较晚，数量较少，以地级市为单位推动村村修志难度颇大，仅靠史志部门难以落实，需要强势权威部门的指令才能执行。譬如2013年，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专门下发《关于在全市开展村镇志编纂工作的通知》，但是收效甚微。2016年初，秦皇岛市政府办公厅又专门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村镇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各区县才正式动手。由此可见，区县级以上村史志编修的推广，必须要有同级政府的坚定支持与明确要求。地市级村简志目前并不多，只分布在广西、河北、陕西部分地区，一般按区县进行分卷，以记述镇（乡）内容为主体，兼记下辖行政村，地市级村简志为县级村简志的编修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是省一级名村简志到县级村简志的过渡阶段。

　　（三）省级村简志

　　省级村简志编修任务量更大，目前只有广东省《全粤村情》一例。《全粤村情》是乡村普查的产物，这次普查改变过去农业普查、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等以行政村、社区为单位的做法，以自然村为单位，填补了该省自然村落缺乏省级村简志的空白。《全粤村情》主要以县（县级市）为单位单独立卷编纂，东莞、中山则以地级市为单位立卷编纂。其案例有几点值得关注：其一，这是首个全省执行的村村调查工程，旨在全面摸清自然村历史人文状况，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了解自然村落的历史，另一方面还可以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为“一带一路”做贡献；其二，线下线上同步，此调研依托广东省情数据中心，建立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数据库和数据网络服务平台，全面宣扬广东自然村落历史人文风貌；其三，乡村调研是参与乡村振兴的好办法，全省范围内的调研，能够摸清基层情况，记录乡土人文信息，对挖掘历史人文资源、保护村落、开展新农村建设等方面能够提供重要信息，对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要意义；其四，多级政府出资，普查工作启动以来，省政府召开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各市、县（市、区）、功能区、乡镇（街道）皆成立机构，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各级部分职责明确，确保了普查的进行。

　　三  村村详志的编纂与特点

　　所谓村村修详志，指每一个村独立编修一部村史志。因为篇幅较大，记载较详细且一村一志，故而称为详志，有别于此前的简志。村村详志是村村修志的高级形态，一村一志是村村修志的最终目标。详志对乡村治理有直接的借鉴基础，村村修详志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早在20世纪80年代，部分乡镇实现村村详志，譬如宁波市鄞县天童乡贺小康为天童乡各村修志，最早实现乡级村村修志。然而贺小康是自发修志，有政府组织的村村详志则是从21世纪初开始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旧城改造，郊区村庄大量消失，“村落终结”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有人提议编村史志，通过村史志来留住历史记忆。这一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支持，从而引发详志的编纂，广州天河区最早提出一村一志。村村编详志，动力源完全不同于简志。为什么要坚持详志？简志只能供人们简要了解历史，但要留住历史记忆非详志不可。因为这些村已经消失，所以必须编修独立的村史志才能留住消失的过往记忆。从公众史学角度来看，要提倡“参与主体的大众性、书写对象的民众性与服务公众”，那么介绍性质的简志显然无法担负起这些职能，应该提倡详志。有了详志，尤其是村村修详志、一村一志，这样便可以较为完整地保留历史记忆，也能够鼓励更多村民作为修志的主体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进来。而且，详志编修好之后亦可催生新志，如此对乡村历史记忆就更为完善，一方面有助于乡村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修志过程也是调查研究的过程，通过村村修详志，政府对基层农村状况也能有更好的了解。村村详志迄今有哪些成绩？哪些类型？拟按组织单位，分镇、县、地三级来分别考察。

　　（一）街道镇级村村详志

　　街道镇级村村详志指以街道、乡镇为单位，实现一村一志，如广东盐步镇、宁波下应街道与古林镇，走的是各村自主修史的道路，每村单独出一本。从组织单位而言，主要有地方史志部门和镇（或街道）党委推进两种类型。

　　史志部门推进的修志往往只出政策，具体由各镇自行组织，时间较长，如盐步镇与万祥镇。2003年6月，南海区要求各镇修志，当时的盐步镇遂要求各村、单位提供原始材料。其中东秀村先动手，其他村也仿效，于是逐步实现村村修史志。浦东新区史志办自2014年始，布置各镇自行组织村史志编纂。万祥镇7个村志的编修工作初步设定为“1+3+3”模式，即1个村先行先试，总结经验，做到可复制推广；然后逐步以每两年3个村的节奏，全面完成编修任务。

　　镇党委（或街道）推进的修志，如下应街道、古林镇、白沙镇。街道或镇党委推动的力度大，可同步让各村成立村史编纂委员会。2014年，下应街道党工委牵头，在下辖9个村分别成立编撰小组，以“九方下应，编史留根”为主线，启动村村修史志工作。2016年10月份，在郑东新区白沙镇政府的指导下，17个行政村迅速成立村史志编委会。至2017年，白沙镇17个行政村已完成村史志编写。这种政府推动的村史编修活动，时间往往短，如白沙镇文化站具体承担协调任务，只用4个月就完成任务。

　　2015年，下应街道史家码村史、江六村史组织队伍编纂村史，为提高村史质量，邀请笔者加入。笔者引进公众史学理念，用全新的公众社区史来编修村史。除了参考两村的族谱、档案外，引入村民口述史。对史家码村、江六村的200余位村民进行实地采访，将村史志的编撰扩展到每一位有故事、有想法、有经历的村民，真正让村民成为村史志编撰的主人翁。此外，《天宫庄园湾底村志》主编也借鉴笔者的理念，创造性提出“专家写、公众襄；写精英，记民众；记大事，写细节”的编撰原则，采编人张善华走访100多位村民，发现大量史料，书中采用大量人物记录和细节描写，让村史志更有温度。这三部村史获得较好的口碑。鉴于基层各村干部观念上有一定的阻力，宁波海曙区古林镇党委在推动各村修志时比较慎重，先做试点，委托笔者主持其中的《藕池村史》，2020年初完稿时，召开全镇经验交流会，全面推广藕池经验。不过，这种模式的力度小、效果并不理想。至2021年9月，古林镇才有4种村史付印。

　　笔者原来的设想，以镇为单位推动村村修史志，可能更为可行。因为按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镇一级近乎于一级主管单位，而村则是二级主管单位。如果镇党委领导下决心推动，在镇一级设立修志办公室，更容易推动编纂工作。村村间互相影响，互鉴度高，可互相促进。即使遇到困难，也可用试点法逐步推进。

　　（二）区县级村村详志

　　以区县为单位的名村史志分卷模式，一村一志，始于21世纪初的广州天河区。他们的成功，都是政府项目化、逐年完成的。2001年4月，政协天河区五届四次会议上有政协委员提交编修村史志以挽救村庄历史的议案，议案中提出“一村一志”的目标，5月天河区政府发文同意此议案并将此事交给区志办执行。2001年，区志办接到任务即开始制定具体篇目，当年6月组织村志编写培训班，明确编写步骤：“由各村组织成立专职编写小组，根据志办制定的村志篇目编写初稿；初稿提交区志办，区志办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编写组按照区志办要求修改补充稿件后提交区志办审定。”2002—2006年，村志编修工作连续5年写入《天河区政府工作报告》。2004年，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正式启动“城乡记忆工程”。2006年，崂山区在全区开展“村村修志”试点。2007年起，在全区全面推广“村村修志工程”。计划4年完成，2007年为全面发动、行政推动年，2008年为初稿编写年，2009年为村史志征求意见与评审年，2010年为村史志出版年。提出按照“全面启动，分步实施，梯次完成”原则，全区139个农村社区要完成全部村史志编修任务的目标。辽宁省大连旅顺口区、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亦有相关项目，其负责单位皆为县区一级的史志办或区委，都有立项，皆为分梯次完成。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的“乡村志工程”成为“民乐、民愿、民享”工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区县如山东青岛市平度市、山东日照市东港区、浙江嘉兴市嘉善县、浙江舟山市岱山县、广西南宁市武鸣区均部署了修村史志的任务。

　　区县级空间大于街道镇，它是独立的行政与财政单位。如以区县为单位成一系列丛书，政府、政协、史志办下发指令，由各镇、村执行，以镇或村为单位独卷出版，规模效应大。县级史志办可居中协调，亦可派人参与。各街道镇要成立相应的史志办，最为理想，方便操作。从河北石家庄市各区县等地的经验来看，以县区为单位推广才是可行的路径。

　　（三）地级村村详志

　　地级村村详志是分卷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工作量庞大，实行地级独卷村史志编修的地区并不多，数量有限，有上海市金山区、上海市浦东新区、湖北省黄石市、天津市西青区、黑龙江省鸡西市。除上海市金山区外，其他皆在进行之中，具体情况可见下表。

　　地级村村详志出现得比较晚，2010年各地级单位才着手去做，主要原因是以地级为单位编修村史志，要实行村村修史志任务艰巨，困难很大，地级独卷式村村修史志是在之前村史志编修一定基础上才出现的。最早出现进行独卷式村村修史志的地级单位是上海市金山区，该区“一村一志，留存乡音”编撰村史志活动是目前村村修史志最为成功的案例。2010年由金山区地方志办公室提议，经由区委、区政府采纳，并被列入金山区档案方志事业“十二五”期间的重点工作之一，范围囊括金山区9个镇及金山工业区124个行政村全面参与，大致分为5个阶段：2011年在金山卫镇试点，2012年向全区全面推开，2015年底，村史志初稿普遍完成，村史志进入评审验收阶段过渡，2017年底，全区村史志编纂工作全面完成。2019年5月，成套内部印刷成书。2019年5月29日，金山区124部村史志集中首发,覆盖金山下辖124个行政村，真正做到“一村一志”，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通志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等档案藏书机构收藏了金山区村史志系列丛书。金山区修志的成功离不开相关组织机构的周密准备与大力支持，包括区史志办的调研走访、区政协与政府的大力支持、各级机构的协调合作等；在实践中，先搞试点然后推而广之，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因为篇幅较大，所以详志的编修时间也会较长。而且空间大，涉及的村数量多，各村进度不一，镇级、县级、地级村村修志难度较大。从目前实践来看，仅有政府文件还不够，须有相关领导逐步督办，推进各级工作；要有试点，要有经验交流推进会；要提供技术平台。不管上层空间单位多大，镇级是最为核心的推动单位。这个层面落实了，村村修史志工作就能顺利推进。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可以对村史志编修研究的话语体系、编纂历程、修志类型、模式等方面的成绩归纳如下：

　　村史志编修研究话语体系可以这样建立：村史志编修活动可分为“点状式一村修史志”与“规模化村村修史志”两大类型。两类编修活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规模化村村修史志活动包括名村简志、村村简志、村村详志三大类型。在编排方式上，则有简志与详志、合卷与分卷两种形态。这些是本文提炼出来的全新理论概念，将散乱的信息建构起一个宏观的学术框架。

　　考察30余年来村史志编纂历程可知，政府组织的规模化村史志的编撰经历了一个由简志到详志、由重点修志到村村修史志的过程。简志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浙江，随后江苏、山东紧随其后。早期的简志一般为史志办主动发起，以史志办或编委会为单位，合众之稿汇编而成，故而存在文风不一、详略不平衡等缺点。由名村到村村，这是一大跨越。名村与村村，概念不同，前者是重点，后者是普及。只有“一村一志”自成体系，才是真正的村村详志。

　　从修志类型来看，简志与详志的功能不同。简志类手册重在宣传，通过阅读简志，可以迅速了解各村概况；详志则能够详细记录乡村历史，尤其是能够保存村民历史，通过修详志可以深入了解村史、村情，从而促进乡村历史文化建设，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在编撰方式上，合卷与独卷两种模式均有存在价值，合卷模式，可以理解为初级阶段模式；而一村一志的分卷，可以理解为高级阶段形态。合卷的优势是成书迅速，可以迅速记录各村的概况，对尚未修志的村庄而言是一种创新活动。合卷以后可以另外续修，如加上当代人物志与村谱，前者偏重组织本位，后者则更贴近公众。在经济发达地区，村村详志则更为理想，一村一志能够详细记录村史、村情，兼顾组织本位与公众本位，在编纂方式上也可以更加灵活。村史志编纂可循序渐进，由合卷而分卷，由地方志而公众史，标准逐渐上升，不必期望一步到位。譬如《李园街道村志》出版后，李园街道下属的戴家庄、白果村、南关园村又单独修村史志。也方便后面的续修，譬如浙江的白沙村，已经开始第三次续修村史。这样的分步推进法，可吸引更多群众参与，提高志书质量。

　　2016年以来，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推动了村志编纂工作的进展，入选村志质量明显更高；下一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可以鼓励更多有条件的地方编修村志。从目前村史志编修情况来看，规模化的村村修史志，最宜以县区为单位展开，有条件的地方可渐次扩展。除了地方史志部门外，村村修史志宜请各镇各村有阅历、情怀和能力的人参与，亦可邀请高校力量加入，可以鼓励高校师生以口述村史项目保留更多村民记忆。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