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读史方舆纪要》与清代地方志编纂关系密切，因其价值颇高，成书以后不断被地方志引用，直至晚清。地方志在大量引用的基础上，效仿《读史方舆纪要》以军事为重的编纂体例，并使用纲目体，借鉴“计里开方”之法绘制地图。地方志又通过考证指出该书有两类错误，一类是顾祖禹考证错误，另一类是顾祖禹沿袭前代之误。《读史方舆纪要》对清代地方志编纂有深刻影响，地方志则推动了该书研究。不过地方志注重求“地利”于《读史方舆纪要》，与顾祖禹经世致用的本意相悖。

　　关键词：《读史方舆纪要》 地方志 顾祖禹

　　顾祖禹编纂的《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取材于史、以地记事的鸿篇巨著，在清代广为流传，影响深远。（《读史方舆纪要》又称《方舆纪要》，为方便行文，除引用史料外，以下简称《纪要》）清代盛行编纂地方志，因顾祖禹编纂《纪要》采用之书“凡百十种”，“取材富，考核精”，自然而然进入地方志编纂者视野，大量地方志在编纂过程中引用借鉴《纪要》。迄今为止，《纪要》研究成果十分丰富，集中在文献与军事领域，文献领域研究包括编纂体例、性质特征、引书来源、版本流传、文本校勘、沿革地理考据，并依托《纪要》研究顾祖禹的生平事迹、经世致用思想、学术思想、史学思想、治河思想等，军事领域研究主要包含战略地理、区域军事地理、军事思想、建都思想、战事等；近年来，又出现运用GIS等新技术、新方法，从多视角、多领域研究《纪要》。不过学界尚未深入分析《纪要》与清代地方志编纂的相关问题，本文拟结合现有研究，从地方志引用《纪要》概况、地方志对《纪要》编纂体例与方法的借鉴、地方志对《纪要》的考证等3个方面分析这一问题。

　　一  清代地方志引用《读史方舆纪要》概况

　　顾祖禹自顺治年间开始编纂《纪要》，直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去世方才停笔，此后《纪要》逐渐以抄本形式流传，“康熙中，无锡顾祖禹撰《方舆纪要》百二十卷，未锓板，其子孙传写行于世”。经过多年传抄，《纪要》在社会上流传越来越广，“鬻于苏常书肆，藏书之家亦多有焉”。也由此进入地方志编纂者视野，道光《辉县志》记载：“唐李吉甫之《元和郡县志》、宋乐史之《寰宇记》、明顾祖禹之《方舆纪要》皆手录秘本，未经镂版。”顾祖禹将《纪要》全书分为历代州域形势（卷1至卷9）、明代两京十三省及所属府州县相关内容（卷10至卷123）、川渎异同（卷124至卷129）、天文分野（卷130）4个部分，并附刊“舆图要览”4卷。其中卷10至卷123记载的明代两京十三省及所属府州县相关内容是全书主要部分，包括各省府州县建置沿革、形势、方位道里、户口里数、城邑、山川、河湖、泽陂、津梁、关隘等，考证严谨，叙述翔实，也是地方志引用的主要来源。

　　康熙四十九年（1710）成书的《衢州府志》与康熙五十八年成书的《顺义县志》是较早引用《纪要》的地方志。康熙《衢州府志》卷2记载的衢州府《形势》即引自《纪要》卷93衢州府《形势》，康熙《顺义县志》梳理顺义县《建置沿革》《山川》《城邑》《古迹》则是引用《纪要》卷11顺义县相关记载，如《顺义县志》卷4《补遗》记载：“北齐始置归德县，属燕郡，后周废，唐开元中移燕州于此，仍置辽西县为州治。”即引自《纪要》卷11顺义县“辽西废县”。随后的雍正《浙江通志》、雍正《扬州府志》、雍正《畿辅通志》等相继引用《纪要》，至乾隆年间，引用《纪要》的地方志数量急剧增加。嘉庆以后，《纪要》各种刻本也陆续流传，历经道光、咸丰，至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社会上流传的《纪要》持续增加，引用《纪要》的地方志也越来越多。乾隆时期平均每年至少有1部地方志引用《纪要》，至道光时期，上升到平均每年3部，同治、光绪、宣统时期更是每年有6部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志引用《纪要》相关记载的数量与内容，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加。以《湖南通志》为例，乾隆《湖南通志》引用《纪要》有46条，引用涵盖山川与关隘；嘉庆《湖南通志》引用《纪要》则有166条，增加《疆域形势》《城池》《津梁》《物产》《金石》等方面；至光绪《湖南通志》引用《纪要》多达223条，且增加了郡县沿革。至清代中后期，《纪要》已成为地方志编纂资料的重要来源，宣统《固原州志·古迹》记载：“按固原迭遭兵燹，古迹沦湮，今就《方舆纪要》及现时采访，互为引证，择要录之。”有些地方志编纂内容更是悉数引自《纪要》，光绪《寿阳县志·武备志》记载：“按寿阳为太原、井陉往来孔道，凡由太原而东，由井陉而西者，路必经此。人第知汉淮阴侯击赵曾经过于此，不知前后之过此者甚多，今从顾祖禹《方舆纪要》录其略云。”顾祖禹编纂《纪要》搜集了众多战事，而且以战事发生地为词目记于各府州县，《寿阳县志》利用这一特点，引用有赵武灵王、王翦、慕容垂、尔朱兆、李光弼等取道井陉之事。

　　随着地方志大规模引用，《纪要》地位不断上升，地方志陆续将《纪要》列入引用书目，乾隆《鄞县志·凡例》便记载：“志中取材或据历代正史或采地理书。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方舆胜览》《方舆纪要》之类。或引旧志如《乾道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续志》《延祐四明志》《鄞县志》《至正续志》之类。或名公诗文集或稗官小说或家传志状，俱仿咸淳《临安志》之例，于各条之下注出书名。”乾隆《泰安府志》、道光《厦门志》、咸丰《南宁县志》、光绪《顺天府志》等众多地方志同样将《纪要》列入引用书目，与地理总志并重，表明清代地方志对《纪要》的肯定。

二  清代地方志对《读史方舆纪要》编纂体例与方法的借鉴

　　清代地方志大规模引用《纪要》，编纂者不可避免地会注意其编纂体例与方法，并受其影响，在编纂地方志的过程中学习借鉴。

　　顾祖禹编纂《纪要》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目的，致力于考察天下形势山川险要及古今战守攻取之要。为此，顾祖禹习惯以战事发生地为词目，在两京十三省各府州县记载了历代大量战事，还专列重险、形势、城邑、山薮川浸、关梁阻阨等门目，详细记载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内容。清代部分地方志的编纂体例受此影响，极为注重军事方面。如嘉庆《嘉兴县志·凡例》记载：“旧嘉兴县志一修于明天启四年，知县汤齐偕县人李日华纂未成，崇祯十年知县罗炌偕县人黄承昊续纂成，今通称汤志。再修于国朝康熙二十三年，知县何志偕县人徐发纂成，今通称何志……考宋人旧志但分门类，不用以纲统目，叙列较为古雅，今从之，除卷首外计三十六卷，分四十六门……四十六门中，旧合而今分者曰《城池》、曰《关隘》，二者本相比附，顾地志所重在察要害，顾氏祖禹《方舆纪要》于《关隘》一门特详，今际承平之日政当存有备无患之意，如汉魏塘敌楼之类专立一门，以与《兵防》参考。”嘉兴修建“敌楼”起自嘉靖倭乱，据记载：“（嘉兴）自危堞深隍而外并无壮险可据，止于东北郊有东栅、北栅之名，用拒暴客已耳，不足以言保障也。嘉靖三十三年猝中于倭，城外数万家仅存余烬。三十四年，巡抚胡宗宪、佥事王询、侍郎赵文华议建敌楼觇贼扼要。”于是嘉兴在海盐塘筑镇海楼，在汉魏二塘筑镇汉、镇魏二楼，在杉青闸筑上青、中青、下青三楼，澄霁门外又有太平楼，嘉兴地处濒海平原，这些敌楼矗立其上，“远览亦屹然一关隘也”。故康熙《嘉兴县志》将敌楼归为《关隘》，并附于卷2《城池》之后，嘉庆《嘉兴县志》受《纪要》影响，认为地方志重在考察要害之地，遂专立《关隘》一门，将敌楼与城池分开。

　　顾祖禹希望“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为此，他广泛征引各类史书以搜集历代战事，“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稗官野乘之说”，并“规之正史”，由《纪要》记载可发现其搜集战事相关记载十分详细，尤为重视时间、地点、过程。嘉庆《嘉兴县志》认为：“何志外纪略摭正史，谓之大事，语焉不详，其端末未易明也……顾氏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于兵事特详，正地志所当取法。”嘉庆《嘉兴县志》受《纪要》影响，一改康熙《嘉兴县志》编纂体例，取材各类史书，于卷35《外纪》详细记载嘉兴历代战事，“嘉兴北连巨浸，南接海壖，萑苻丛聚，固其出没之所，而檇李、柴壁古称险要，自春秋吴越以来为用兵者必争之地，其见于史传及他书之有可征信者，今悉编所录次”。

　　顾祖禹编纂《纪要》使用纲目体，自撰纲要，自为之注，其顶格写者为正文，低格写者为注，夹行写者为注中之注。纲目体使编纂条次分明，逻辑严密，令人一目了然，为地方志引用提供极大便利，深得地方志编纂者青睐。道光《黄陂县志稿》记载：“此书为世父可亭学士道光时在京师编辑，书未成而粤寇起，遂以辍业，仅成沿革、人物二种。考核翔实，较旧志之阙漏，判若霄壤，惟沿革门每篇以数语作纲领，似用顾氏《方舆纪要》法。”《黄陂县志稿·沿革》即以顶格概写黄陂县每个时期的重大事件或建置变动，然后低格作注，详细论述黄陂县发生的具体事件，与《纪要》一致。再者，顾祖禹编纂明代两京十三省及所属府州县的城邑、山薮川浸、关梁阻阨等地名，是按照“方位道里+相关记载或史事”的模式作注，同治《霍邱县志》梳理《古迹》即借鉴此例，“霍（邱）为古安丰，山水城戍尤彰彰史册者，今备列所有以参伍旧闻，盖用顾氏《方舆纪要》之例，亦读史之一助矣”。《霍邱县志》所指“盖用顾氏《方舆纪要》之例”即是以地名为纲目，“参伍旧闻”，以“方位道里+相关记载或史事”的模式作注。

　　清代地方志绘制地图往往借鉴顾祖禹所用“计里开方（又称计里画方）”之法，顾祖禹“初事方舆，即采集诸家图说，手为摹写”。在借鉴朱思本舆地图、罗洪先广舆图、南北对境图等数种地图后，顾祖禹以每方四百里或百里、五十里绘制明代两京十三省、九边、黄河、漕运、海运、海夷、安南、朝鲜等多幅地图。因采用“计里开方”，他绘制的地图较为准确，地方志推崇备至，同治《平江县志·例言》记载《纪要》使用计里开方绘图“深契古法”，光绪《荆州府志·凡例》也记载：“地志多称图经，又称图志，图之用视书尤切，施志去八景图极为有识，惟于府治道里远近、七属疆域分合之处未能计里开方，但略辨其形势而已。今仿胡氏《禹贡锥指》、顾氏《方舆纪要》之例，画方计里，绘总图一、府城图一、七属疆域分图各一、万城大隄图。”道光《遵义府志》、同治《泰和县志》、光绪《永明县志》等绘制地图使用“计里开方”均是受《纪要》影响。

三  清代地方志对《读史方舆纪要》的考证

　　清代地方志不但引用借鉴《纪要》，而且会质疑、考证《纪要》，指出其存在的错误，这种考证大量见于地方志，颇有见地，不容忽视。《纪要》卷10至卷123记载的明代两京十三省及所属府州县相关内容作为清代地方志主要的引用来源，也是地方志集中考证的部分。施和金曾归纳总结《纪要》两大类错误，第一类错误是史实错误，占错误总数六分之一，分为时间、地点、人物、数目等方面；第二类是文字错误，有地名、人名、文字讹误和脱文、衍文、倒文等，文字讹误是错误最多的一种，约占总数六分之五。清代地方志与之不同，注重考证《纪要》地理方面错误。地方志考证《纪要》错误可归为两类，一类是顾祖禹考证错误，包括建置沿革，地理方位等；另一类是顾祖禹沿袭前代之误，如沿袭《水经注》《资治通鉴》等。下文试举几例。

　　顾祖禹以明代两京十三省及所属府州县为纲记载相关内容，故非常重视各级行政区划的建置沿革，只是其梳理各级政区建置沿革常有失误。嘉庆《安阳县志·古迹志》通过考证“辅岩城”，指出顾祖禹误将辅岩县附会至林县，“案《方舆纪要》：辅岩城在林县东六十里，本安阳之水冶村，金兴定三年置为县属林州，元废。据衎墓碑称辅岩镇是元废县，故以镇名，顾氏附入林县，未谙今舆地所至也。”据《金史·地理志》记载：“林虑，旧林虑镇，贞祐三年十月升为林州，置元帅府。兴定三年九月升为节镇，以安阳县水冶村为辅岩县隶焉。”《纪要》记载的金代辅岩县沿革应是顾祖禹引自此处，辅岩县即今安阳县水冶镇，据《元史·地理志》记载辅岩县在至元六年（1269）并入安阳，《大明一统志》记载韩琦墓在安阳县旧辅岩县城，表明辅岩在明代也隶属安阳县。

　　顾祖禹为编纂明代两京十三省及所属府州县的城邑、山川、河湖、泽陂、津梁、关隘等，从各类文献引用大量地名，难免存在疏漏，考证地名方位多会主观臆断。如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匡谬篇》通过考证“舜源水”，指出顾祖禹有三误，“顾祖禹《方舆纪要》曰：舜源水出九疑山中舜源峰，在宁远县南六十里，流至县东，西折而北，与潇水合。顾氏所本盖明代地图，近时图经了无斯水，州旧志及蓝山志皆以钟水为舜水，理不合潇。若以深水当舜源水又不出九疑，盖谬以大桥西一小溪为舜源耳，其水出交子冲，亦九疑支麓，西属宁远，东隶蓝山，水出山东，不属宁远，一误也。自交子冲直东流六十二里入深水，不得自南而至县东有六十里，二误也。水直入深，深乃绝潇，吕氏所云乱流营波，非舜源水合潇，三误也”。

　　再者，由于地名众多，顾祖禹考证地名时常混淆，不注意区分异地同名，此类错误尤为典型。光绪《奉化县志》记载：“桃花岭，县东南十五里。案《读史方舆纪要》谓嘉靖中官军击倭寇于鄞县，倭由桃花岭南遁，即此说殊未核，考四明历志倭寇实渡慈溪之桃花岭，非奉化之桃花岭也。”“桃花岭”见于《纪要》卷92奉化县“奉化山”，“（奉化）山之东麓有桃花岭去县十五里，嘉靖中官军击倭贼于鄞县，倭贼由桃花岭南遁，即此”。按此役发生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倭）贼据定海丘家洋，阮鹗与俞大猷、卢镗合兵围守数日，贼甚窘，而我兵不戒，遂夜溃围，逾桃花岭，渡李溪，走鄞之西乡，由元贞桥走奉化、宁海，与官兵战于台州之两头门，把总范指挥死之，遂从宁海走温州至福建，得舟而遁”。丘家洋在定海县西北沿海地带，倭寇突围应是由丘家洋向南越过桃花岭，进入鄞县境，再经鄞县西南40里的元贞桥进入奉化县。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载：“桃花岭，县东三十五里。按桃花岭自东而西俱隶慈溪境，其北旁出者乃入镇海境耳。”慈溪县东35里的桃花岭地处丘家洋以南，鄞县正北，倭寇南逃当从此处，而不是奉化县桃花岭，应依光绪《奉化县志》。

　　顾祖禹沿袭前人之误同样广泛见于地方志考证，据《钦定热河志·清水河》记载：“案顾祖禹《方舆纪要》及顾炎武《昌平山水记》皆以为即古要水，汉要阳县以此得名。盖古要水本入鲍邱水即今潮河，而不入濡水即今滦河，《水经注》载要水于濡水条下者，误耳。《方舆纪要》又谓潮河亦有滦河之名，乃因水经注之误而曲为之说，其实潮河与滦河判然二水不相假也。”潮河有滦河之名，见于《纪要》卷11密云县“要水”，可知顾祖禹沿袭《水经注》之误，道光《留坝厅志》考证栈道时同样指出其沿袭《水经注》之误。诸如道光《承德府志》指出其沿袭欧阳修《新唐书》，光绪《顺天府志》考证其沿袭《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

　　《纪要》作为清代地方志编纂资料的重要来源，地方志在大量引用之余考证其内容，既提高了地方志编纂水平，又加深了对其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也是今后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一点。

结  语

　　《纪要》深刻影响清代地方志编纂，地方志反过来推动对其研究。顾祖禹康熙三十一年（1692）去世后，《纪要》渐渐以抄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并被地方志引用。从乾隆年间开始，引用《纪要》的地方志陡然增加，嘉庆以后，刻本陆续问世，直至清末，社会上流传的该书不断增加，地方志引用的数量与内容随之增加，其地位也日益上升，被地方志列入引用书目，与地理总志并重。清代地方志借鉴《纪要》以军事为重的编纂体例，将军事相关内容专列一门。《纪要》使用的纲目体，注重纲目与注文的密切搭配与“方位道里+相关记载或史事”的撰注模式，同样被地方志借鉴。又因顾祖禹采用“计里开方”绘制的地图较为精确，使得诸多地方志采用“计里开方”之法。地方志还考证《纪要》内容，指出其有两类错误，一类是顾祖禹自身错误，多是主观臆断，如考证建置沿革有误，不区分异地同名，以他处附会等；另一类是顾祖禹沿袭前代之误，如沿袭《水经注》《资治通鉴》等。

　　清代地方志引用借鉴《纪要》涉及诸多方面，不仅包括形势、关隘、战事等军事内容，而且部分地方志受其重视军事的影响而改变编纂体例，但就整体而言，地方志更偏重从其搜集资料，即求“地利”于《纪要》，显然有违顾祖禹经世致用的本意。顾祖禹认为：“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如果是求“地利”于《纪要》而不经世致用，“无乃犹是刻舟之见乎”？《纪要》更是寄托了顾祖禹故国之思，复明之念，却事与愿违，在地方志编纂领域大放异彩。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