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常璩《华阳国志》是今存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史著述，亦是研究古代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献。2013—2023年间，学界在前人基础上对此书进行了更为细致、全面的研究，可分为文献整理、记载内容与思想分析、史学特征分析3种类型。具体而言，3类研究各有特点，并在丰富学界方志及西南边疆研究的同时，体现出不同学者的研究特色。总体来看，3类研究既反映出学界对此书认识的不断深入，也呈现出多视角、多方法、多材料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常璩 《华阳国志》 学术史

　　自1949年以来，学界对常璩《华阳国志》的研究逐步深入，涌现出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以下简称《校注》）等精深之作。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对有关此书研究的学术发展史进行了回顾：如陈晓华梳理了南北朝以来历代整理与研究《华阳国志》的历史脉络，并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华阳国志》研究划分为“综合性论述”“著作”“专题性论述”3类，体现了研究的多元性；王怀成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学界应当持续关注常璩生平、史书史料来源及史书性质这3个问题；李勇先等人系统罗列了百年来研究《华阳国志》的成果名目，并附于《华阳国志珍本汇刊》书末；张勇从版本源流、校注与译注、语言文学、历史资料、作者思想等5个视角，回顾了1934年至2013年间学界对《华阳国志》的研究，并对之后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两点建议：其一，可从社会、经济、文化、地理、民族等多个视角，深入分析常璩的思想；其二，对《华阳国志》的研究，需同考古发现和田野调查相结合，以期“得出更为全面而科学的结论”。2024年，为纪念任乃强诞辰130周年，“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对1994年至2023年公开发表的有关常璩和《华阳国志》研究论文加以汇集整理，编成《百年华阳国志研究论集》（下编）”，又合并2014年为纪念顾颉刚诞辰120周年所编文集，合为《百年华阳国志研究论集》，收录诸多学者研究成果，具有重要学术纪念意义。

　　在前人研究、归纳的基础上，笔者发现，2013—2023年间学界对《华阳国志》的研讨可分为文献整理、记载内容与思想分析、史学特征分析3种类型，并呈现出新的学术发展动向。

　　一 《华阳国志》的文献整理

　　如前所述，任乃强、刘琳等学者夯实《华阳国志》研究学术基础。近十年来，学界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华阳国志》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整理工作，可分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版本整理

　　在《华阳国志》的流传过程中，出现许多的刻本、抄本，且各版本存在错漏之处。随着研究深入，学界影印与刊行此书诸多版本。如李勇先、高志刚主编《华阳国志珍本汇刊》，首次将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张佳胤刻本、刘大昌刻本等版本及陶宗仪、王仁俊等学者辑佚、校勘的成果进行系统整理与汇编，并于2014年将全书22册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国家基本典籍丛刊》编委会认为，张佳胤知蒲州时所刻《华阳国志》是现存最完备、最早的足刻本，“堪称善本”，后将其影印出版；黄毓芸在回顾顾广圻所校《华阳国志》过程的基础上，总结顾氏校勘的宗旨、方法及影响等方面，并认为这一版本“代表了清代《华阳国志》校勘的最高成就”。

　　（二）校勘与注释

　　如前文所述，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琳《校注》皆是学界研究《华阳国志》的代表性著作。近十年来，这两部著作皆有再版。

　　以刘琳《华阳国志新校注》（以下简称《新校注》）为例。此书对《校注》的进一步完善，主要体现在如下5个方面：1.对原书中今释地名进行更新；2.纠正初版注释的错误；3.补充注释内容；4.完善对原书文意的训诂，修润注释文字表达；5.删除之前的示意图及索引。仅就注释的纠正与补充来说，《新校注》注释原文时选用了更为丰富、多样的材料——据《华阳国志》记载：巴东郡，先主入益州，改为江关都尉。建安二十一年，以朐忍、鱼复、汉丰、羊渠及宜都之巫、北井六县为固陵郡，武陵廖立为太守。针对这段文字中出现的“羊渠”一地，《校注》引用《续汉书·地理志》《蜀鉴》等史料认为，此地“故城在今万县”。《新校注》在原书基础上增加《蜀中广记》《明一统志》《宋史》以及“网络转载《渝州夜谭·长滩有万州七个第一》一文”等资料，基本否定《校注》说法。经过详细考证，作者基本认同《渝州夜谭·长滩有万州七个第一》一文说法——“羊渠故城”实则在今日重庆万州的东南，即重庆万州长滩镇旁的羊石岩。《新校注·前言》曾说，通过互联网作者获取更多详细的地理资料，也学到很多知识，并在注释补充中得到体现。对“羊渠”故地的考证，便可视为刘琳获取与运用新资料、新知识，并以此纠正、增补注释的例证。

　　除此以外，《新校注》还善于利用考古材料考据古史、丰富注释。譬如该书在《校注》基础上，利用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考证“西城县”“锡县”“郧乡县”等地。针对“蜀人助武王伐纣”的说法，《校注》引用《尚书·牧誓》，并未提出异议；《新校注》则利用陕西岐山凤雏村所出土的西周甲骨文，补充此事发生于文王，而非武王时期的可能性。注释“鱼凫王”时，《新校注》在原作基础上增补有关“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等考古知识，使“鱼凫王”的历史面貌得以更为清晰、生动地呈现。

　　实际上，早在1984年出版的《校注》一书中，刘琳便运用许多考古发现。如此书注释《南中志》中的“夷越”族群，便运用了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的考古发现。可见，重视考古资料的使用是刘氏一贯的治学理念。并且，伴随着时代发展，《新校注》也合理地运用网友杂记、电子地图、卫星地图等互联网资源。如此，常璩史笔下的西南古史变得更加生动立体，亦体现刘琳与时俱进的治学风格。

　　此外，诸如汪启明、彭华等学者的研究，也是此时期内的重要学术成果——汪启明鉴于历代版本中《华阳国志》原文的“错、讹、衍、倒”较多及任乃强与刘琳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于是解构原书体例，以编年的形式重新编排全文，分为先秦、秦、西汉、东汉、三国、晋共6个时期。而对于那些无法准确判断系年的内容，则统一置于“疑年录”中。如此一来，《华阳国志》中的史事与宏观历史演变间的关系便一目了然。此外，汪氏坚持使用“多重证据法进行校勘”，在利用《史记》《汉书》等著述的同时，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及出土材料，注意采用较新的研究成果，使史书内容进一步明晰。彭华译注《华阳国志》的主要目的，作者在前言中说得十分明白：首先，校勘方面。作者选用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并充分吸收任乃强、刘琳等学者研究成果，以按语形式在注释中说明。注释方面，其书也十分重视对考古材料的利用，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云南昆明晋宁区河泊所遗址新发现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华阳国志》的校勘与注释。飯塚勝重、竹内洋介等日本学者为《华阳国志》的翻译、注释工作也做出贡献，使其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以上所论，近十年来学界在充分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用了更为丰富、多样的材料，整理版本、校注原文。体现出学者在《华阳国志》研究中与时俱进、灵活开放的研究观念。

　　二 《华阳国志》的内容与思想分析

　　《华阳国志》断限“始于开辟，终于永和三年”，书中所记涉及今日四川、重庆、云南等地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内容，展现出古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面貌。可以说，如此丰富的史料内容，直接决定了后世学者对其所记史事的讨论与分析，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者对《华阳国志》部分内容进行详细考据。如王怀成考证《华阳国志》所录歌诗谣谚的作者信息与创作时代。之后，他又根据《华阳国志·序志》的28字离合诗，考证常璩降晋后的心理变化、政治与人格理想及其著述《华阳国志》时的年龄等问题。杨华考证《华阳国志》中“以南郡阎宇为都督，南郡霍弋为参军。弋甚善参毗之礼”的含义，认为“参”“毗”二字连用表示辅佐之意，而“礼”当为“体”字之误。因此，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霍弋在辅佐阎宇的过程中表现突出”，而非“指霍弋擅长主持某种佛教仪式”。程苏东重点研究《华阳国志》中有关西汉经学的史料，分别涉及3个问题——其一，关于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的初任人选；其二，关于张宽“始作《春秋章句》”及其师法；其三，是《华阳国志》记载巴郡胥君安“《左传》不祖圣人”的问题。其分析与见解，体现了《华阳国志》在经学方面的价值。张寅潇从地方风俗、音韵等角度，认为古语所谓“前有何、勾，后有张、廖”中的张、廖二人并非《华阳国志》所说的张翼、廖化，而是荡寇将军张嶷和镇军将军龚皦。潘殊闲考证谯周等18个人物，以此证明常璩所说：“人自先汉以来，傀伟俶傥，冠冕三巴”的客观性。

　　其次，是对史书内容进行专题式研究。如张勇以《华阳国志》为基础，研究先秦至魏晋时期巴蜀地区农业由兴起至衰落的过程，并简述此地区水稻、茶、粟等农业资源的大致情况。此外，作者还提出，在使用《华阳国志》进行农业史研究时，还需“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相互印证，才能更真实地还原历史”。钟咏娥以《华阳国志》和《世说新语》为中心，探讨东汉及魏晋时期的妇女形象问题。黄剑华广泛利用考古材料，对《华阳国志》中所载内容分门别类，讨论“‘华阳’与‘天府’的由来”“古代蜀人与象的关系”“诸葛亮北伐”等数十个专题内容。日本学者谷口房男从《华阳国志》出发，为历史文献中的非汉族群及其民族官印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林芊利用神话学的方法与理论及综合比较的研究视野，深入剖析《华阳国志》中的夜郎竹王传说，并由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讨论古代西南各民族的历史关系以及神话传说背后所蕴含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俞士玲以《华阳国志》为中心，集中讨论魏晋时期巴蜀地区女德建构问题，认为该书“最鲜明的褒扬尺度是忠孝与文教”。孙俊、武友德将《华阳国志》的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研究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汉夷”格局、豪族大姓与士女分布的空间结构等问题，反映出《华阳国志》较高的史料价值。张爽比较分析常璩著述中巴、蜀两地先民与英雄神话异同，并认为巴蜀地区因远离中原地区，故其神话更具“神秘色彩与独特意义”。张寅潇以《华阳国志》中的蜀汉史记载为研究中心，认为其书在政治史、军事史与文化史方面可补《三国志·蜀书》的不足，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关宁对《华阳国志》中的两汉三国人物进行集中论述，并发现常璩在《后汉书》《三国志》的基础上对曹操、刘备等人的相关史实多有补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众多人物的历史形象。舒显彩分析《华阳国志》所记载祠祀对象、祠庙分布情况及巴蜀等地祭祀文化的特点，认为常璩对西南地区祠庙的记载，能够体现出秦至魏晋时期巴蜀文化在主动融入“大一统”潮流的同时，依旧保留着自身文化的独特魅力。郑梦琦融合词汇学与词典学，系统探究《华阳国志》中的相关词汇。余永香利用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剖析《华阳国志》所载地名及诸地名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特征。黄剑华通过比较《华阳国志》与《蜀王本纪》，认为常璩对古蜀文化的记载，在继承《蜀王本纪》的基础上有新的变化；二书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尚待考古发掘的证实。

　　最后，是在内容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常璩的思想内涵。例如张勇从夷夏观、民族一统观、西南民族地理观3个方面出发，系统研究常璩的民族思想，并认为其民族思想对后世诸如樊绰等人产生一定影响。日本学者渡邊義浩关注到常璩对《春秋》“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并就《华阳国志》中的一统思想及其对东晋“大一统”格局建构的促进作用展开论述。沈相辉以《华阳国志》对扬雄的描写为研究对象，认为其书“深受汉魏时期地域优劣论的影响”，故而，在撰写的过程中形成浓烈的“地域争胜色彩”，体现乡邦文化建构过程中方志撰写的特点。孙晓与王丹认为，常璩的夷夏观念具有“二元性”——既认可“夷夏有别”观念，又将巴蜀地区视为华夏区域，这使得他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撰述多着眼于“当时‘中国’体系下的夷夏族群的互动与文化凝聚”。苏逾辉与彭邦本以《华阳国志》杜宇记载为对象，通过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深入剖析此书杜宇叙事中所蕴藏的“大一统”观念，认为从本质上来讲，“类似文本倾向于突出‘大一统’如何下沉于地方社会这一主旨，意在将地方历史归入大一统的叙述框”。

　　可以看出，此期学界对《华阳国志》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入考据与分析，使其内容得以进一步明晰，史料价值与思想价值不断凸显。同时，学者又能够以小见大，展现出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面貌及其之于“大一统”历史格局发展与演变的重要地位，呈现出多视角的研究趋势。并且，张勇等学者对考古材料的运用日渐深入，为更好地解读《华阳国志》、理解古代西南边疆，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

　　三 《华阳国志》的史学特征分析

　　瞿林东曾评价道：“《华阳国志》在编撰上有自成体系的格局”，其不仅集中记载东晋以前梁、益、宁三州的历史，更将相关史事与人物“由远而近、有广而微”地进行编纂，堪称此时期“地方史撰述中的杰作”。可见《华阳国志》不仅具有较高史料价值，还是一部体例严整的史学著作。其史学价值，在近十年来被诸多学者关注。

　　一方面，是对《华阳国志》的相关史学特征进行总体概述。如谢保成分析《华阳国志》取材、撰述、版本流传等问题，认为该书是将地理沿革、政权兴衰、人物传记相结合的“珍贵史籍”。汪受宽等人将《华阳国志》视为魏晋时期“西南夷史学”的一部分，并认为该书将巴、蜀、汉中三个区域组合在一起“反映出汉晋时期的政治地理区划”。李勇先梳理常璩著述的地位、价值、版本流传等问题，并以“煌煌巨著，辉映古今”来总结该书的方志学地位。粟品孝等人将《华阳国志》定义为“地方史志的杰作”，并全面总结此书“多方面展示祖国西南”“以‘大一统’观念重建巴蜀古史”“贯彻‘五善’的著史宗旨”的撰述特征，展示出该书在汉代以来巴蜀地方志编修史上的重要意义。黄剑华系统爬梳常璩时代背景、生平经历、著述缘由，以及《华阳国志》的记载内容、版本流传、历史影响等，生动呈现出常璩与《华阳国志》的历史面貌。彭华概述常璩生平及《华阳国志》的价值、影响、特点、版本等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比较研究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琳《校注》、汪启明与赵静《华阳国志译注》3部著述对该书的整理与研究。

　　另一方面，是对《华阳国志》的具体史学特征及价值进行分析。例如，李磊分析《华阳国志》对成汉历史的叙述，认为其书在叙事立场、编撰体例上皆体现出以晋朝为正统的观念，其更深层次的内涵是对两晋门阀统治的认同。这样一种“晋朝认同”，对该书的立场与叙事均带来了影响。熊锐以刘咸炘《华阳国志》研究为中心，再度剖析该书的性质、价值、撰述条件等方面。在作者看来，刘咸炘“横剖之史”的论断，有益于进一步挖掘此书的史料价值。李同恩认为《华阳国志》在继承《史记》等前史基础上“将纪传体发展为志传体，完善并规范了赞注体，创立了目录体”，体现了魏晋时期士大夫的思想政治观念与时代文化特征。王姝研究发现，常璩通过关注前人的人物撰述以及有关巴蜀地区的地理类撰述，从而以“地方史”为体裁撰写《华阳国志》；常氏对史书体裁的认识与看法，是以撰述而非理论的形式呈现出来。张廷银将《华阳国志》置于所谓“后三国背景”中原、西蜀、东吴的文化相争背景下进行考虑，又将《晋书》等著述与《华阳国志》进行比勘，从而发现常璩对西蜀士人的事迹与行为进行了修饰与权择，“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西蜀文化造势意图”。王怀成将《华阳国志》与《三国志》《蜀王本纪》进行对比，从而认为其史料剪裁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与艺术性。傅德岷通过分析《华阳国志》的内容与表述，揭示其文学价值，并认为该书“开创了以文学笔法撰写‘史志’的先例”。

　　如此可见，近十年来学者对《华阳国志》史学特征与价值的分析，涉及史书的撰述背景、史料采撰、行文叙述、思想旨趣等多个方面，在不断揭示《华阳国志》史学价值及常璩史学思想的同时，也体现出学界对该书的了解与认识已较为全面。

　　结 语

　　2013—2023年间，学界《华阳国志》研究可分为文献整理类、记载内容与思想分析类、史学特征分析类3种类型，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文献整理类研究主要利用考古发现、互联网信息等新材料补充、完善已有成果；记载内容与思想分析类研究主要运用历史学、神话学、语言学等多学科方法与视角，深入剖析《华阳国志》中古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史学特征分析类研究涉及有史书体例、叙事、价值等多个方面，表明学界对此书的史学特征及意义已有较清晰、全面的认识。

　　此外，这3类研究亦共同反映出近十年来学界分析、讨论常璩《华阳国志》的总体特征：其一，学界十分重视任乃强与刘琳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补充与拓展；其二，学者们选取资料的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对考古材料的运用，已成为《华阳国志》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三，学界对《华阳国志》的分析与讨论，呈现出多视角的研究趋势，亦说明此书在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领域中皆具有重要价值。总的来说，纵观近十年来《华阳国志》研究的学术发展历程，学界对此书的认识呈不断深入、全面的趋势，亦促进了民族史、边疆史、史学史等多个领域的发展与进步。不仅如此，在区域社会史、民族史等领域，尹建东、张勇等学者利用《华阳国志》进行研究，使该书的价值得到更广泛的挖掘。可以说，比较2013年以前学界对《华阳国志》的相关研究，近十年来，学者在研究视野及所用材料方面都有很大拓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同时，关于《华阳国志》的研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上文所述，汪受宽、孙骁等学者已注意到常璩及其著述与宏观历史发展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的历史背景以及《华阳国志》对西南地区各族群的丰富记载，将此书置于统一多民族中国及我国古代多民族史学发展与变迁的长时段下进行考量，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其书的思想内涵与价值，亦能够更好地体现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之于我国古代“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基于新时代学术发展的现实需求以及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我们需要进一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方法，密切关注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交叉合作，拓宽研究视角，以期不断挖掘《华阳国志》的价值与内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5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